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石鲁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对于石鲁来说，华西大学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

成都城南的这一片地方，叫“华西坝”。抗日战争期间，南京金陵女大和山东齐鲁大学两所教会学校也迁移到这里，三所教会大学的师生聚集于华西大学校园，华西坝成为成都最富文化气氛的地方。来自东南沿海的大学生、大学教授和许多外籍教授改变了华西坝原有的文化气氛。不但校园内文采郁郁，连大学周围的茶馆酒店，也成了四方学子的天下。

石鲁回忆华西大学的生活，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名目繁多的课程首先给了石鲁下马威，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开设历史、社会学原理、人类学、逻辑、国文、英文等课。逻辑和英文他完全听不懂，他没有学过英语，而由外国教授用英文讲授的逻辑他当然更无从学起。最使他窘迫的是，他是拿了三哥冯伯琴在北平上大学的证件报名入学的，所以还不敢让老师和同学觉察他不懂英语。他干脆以在北平已读完大一英文为理由，申请免修英语课，另外选修文学系的古典诗词，教育系的伦理学等课程。在课外，他和几位谈得来的同学组成“励近学会”，学习和探讨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华西大学的生活，像在他眼前打开了新的门户，使他感觉到世界的广阔和文化的繁杂，开始懂得生活的道路有各种不同的走法。

我在华西大学校园里漫步时，曾向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打听，解放前的“历史社会学系”在哪一座楼房，他摇摇头，说没有听过这么个系。我们在一片树林边看池塘对面的钟楼，池塘里满是枯黄的荷叶和枝梗，红砖砌筑的钟楼在夕阳下重新辉煌起来，它肯定包藏了很多故事。

与文宫镇和东方艺专相比，华西坝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的开阔和图书馆、教室的宁静都远胜文宫镇小学和东方艺专。但石鲁此时缺少埋头读书的心境，自从抗日战火燃起，石鲁带领学生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之后，与现实生活无甚联系的学业，已经从石鲁心中推远，他在犹豫和企盼中度过了华西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寒假前，华西大学校方宣布，由于战时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明年开始，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学期结束时必须通过考试。这对没有上过正规中小学的石鲁来说，可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他曾想利用假期补习英文。但仔细一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补修中学六年的英文课，根本没有希望通过期末的考试。看来再以原来的学历资格继续上大学是此路不通了，他只能返回仁寿老家。但一想到文宫镇松林村的沉闷和停滞的日子，想到母亲为他娶来的妻子，回仁寿的这条路更是不能设想的。

在左右为难的关头，石鲁想起了他的堂妹和表妹曾给他讲过的陕北抗日军政大学，那是一个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不讲学历、不收学费，不学英文数理化……他觉得这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BR>有许多记述石鲁生平的文章、资料中(包括我自己的文章)都把这一转折性事件的起因说成是石鲁听了林伯渠的讲话。林伯渠向成都青年学生介绍抗大确有其事，但听到林伯渠讲话的不是石鲁，而是石鲁的堂妹冯月窗、表妹张素娟。她们俩在成都协进中学上学，在学校里听到林伯渠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谈到延安抗大欢迎抗日爱国的青年去学习，并曾介绍她们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石鲁找到冯月窗和张素娟，再次询问了去陕北读书的事，得到堂妹和表妹的证实之后，他下定决心去陕北，并请两个姑娘替他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家里，因为他估计他母亲和已经成婚的妻子是会阻拦的。石鲁带上母亲给他用作交学费的100块钱，躲过在华西大学宿舍同住的哥哥，离开成都向西安出发了。

从成都出发时，他搭乘开往绵阳的长途客车。在绵阳，石鲁以 50块钱买到一辆自行车，把行李架到车后，沿川陕公路北上。

抗日战争时期的川陕公路，是大后方交通要道。成都到西安，成都到兰州，一直通行定期班车。虽然人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破旧汽车上耽延许多时日，但还不至于非骑自行车或者徒步往返不可。石鲁为什么放弃乘车而买自行前往，颇值得玩味。我猜测，也许是为了体验一种新鲜的旅行经历。

从绵阳往北，临近四川盆地北缘，他骑车过梓潼、剑阁、剑门，过嘉陵江到广元。广元再往北，公路进入秦岭山脉，他常常得推车上坡，这样一直到陕西省境的宁羌。这一路他结识了一位叫乔之栋的旅伴，他本来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是靠石鲁的接济才到达目的地的。在宁羌(现在叫宁强)，石鲁卖掉那辆自行车，买汽车票乘车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吃苦流汗自不用说，还得通过道道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身分来历。幸好他有华西大学学生证件，得以平安抵达西安。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国旅社”住宿一夜，第二天就去八路军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