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解放中起步，在资本豪赌中迷失

从文化性质的角度看，当代艺术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而言的，属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范畴。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三十年里，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经典的艺术事件。每一起事件的过程与结果，艺术家们都企图重新定义当代艺术。从颠覆成为经典，就是这部演义的戏剧性所在，也是价值所在。

我们可以略为粗疏地梳理一下:

1979年，北京油画研究会，首个油画民间团体成立。

同年5月《美术》发表吴冠中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倡导形式美。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抽象美的讨论，成为理论界一次极为重要的论争，影响至今。

1979年，无名画会首次公开展出。因受到美协要求其登记正名的限止，初出茅庐的艺术家表示拒绝，这一“不合作”姿态，后来屡屡被人模仿。

1979年9月26日，首都机场壁画亮相，因为出现裸体的傣家浴女而受到人大代表们的指责，后来在邓小平的干预下，事件平息。当时有海外新闻媒体这样评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1979年，9月27日-12月2日，第一届“星星美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展出。9月29日遭禁，10月1日“星星”成员上街游行。同年11月23日移展北海公园“画航斋”，由于展览遭遇封杀到游行到复出，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参观人数超过了三万。“星星美展”的作品，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过分，一部分是干预生活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对形式美的探索。“星星美展”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影响更深远的是“八五新潮”。它与文学界、评论界、电影界相呼应，从1984年底启动，在《美术思潮》的理论推动下，至1987年达到高潮，参加的艺术家群体倡导健康、向上的“北方文化”，推崇崇高的理性精神。

接下来，1985年的《新具象画展》，造就了新具象团体，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王广义等人崭露头角。《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敲响美术界的警钟，同时也造就了评论家李小山。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在北京和拉萨举办个展，引发了中国的“波普热”。1986年9月，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观众的参与和多种手段的结合，使得展览本身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架上绘画和固定的雕塑艺术，环境与行为使观众体验到在传统艺术中不能体验到的东西。这一年的10月初，厦门一群从事艺术的年轻人以“达达”的名义聚集于厦门湖滨南路群众艺术馆。通过焚烧展品，艺术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攻击自己和所面临的传统。这次展览造就了黄永砯、林春、林嘉华等人。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被称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的一个句号。全国近200位艺术家的数百件作品得到展出，包括行为、观念和装置。并因为匿名恐吓信、中途被警方关闭以及肖鲁和唐宋的“枪击事件”而得到媒体的狂轰滥炸式的报道。

这个展览不仅是对“八五美术运动”的一次检阅和总结，也是批评家在90年代转向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的一次预演，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构成一个重要事件。从此，策展人的概念变得清晰起来，比如这次造就了高名潞、栗宪庭。

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不久，“西山会议”引来反自由化热潮的再次升温，对艺术家的积极性再行打击。所以到了1992年10月，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广州)研讨会期间，批评家就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问题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初步意向。

接下来，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跑道准备起飞，通过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进入国际视野、中国当代艺术首次进入美国、女性艺术的崛起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引入、策展人制度开始形成、新生代艺术现象出现……

1992年10月的广州双年展，官方的认可、学术的评定、法律的保护、经济的支持和媒体的参与使当代艺术得到了合法化的结果。这是大陆第一个按照商业模式运行的展览。

从此双年展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平台。

丧钟为谁而鸣

梳理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一般会提到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等，但在老百姓那里最有影响、并以财富效应被大家深深记住的，却是油画和雕塑。

继90年代以来不断进入威尼斯、圣保罗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等著名国际大展之后，步入新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出人意外地取得了快速成功，其标志就是百万美元以上的单件作品拍卖纪录不断被刷新，国际知名画廊开始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签约，当代艺术家们继政坛名流、影视明星和商界巨子之后也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甚至占据头版、封面等显赫地位。这是亲历过八五新潮的艺术家们绝对想不到的局面。

此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经济进入蓬勃生长、快速冲刺的阶段。体现在国民心态方面，其特征之一就是对财富的欲望，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表现得强烈，而且不加掩饰的裸露。这种普遍心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一部分艺术家对作品的把握。何况此时，在全球化的叫嚣声中，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的呐喊声具有很大的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