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命脉所寄，情志所托，心迹所依，精神所存，是他励己、喻人、治学、交友的镜鉴与津梁，是他非凡人生路上一串永不磨灭的履痕。天津著名学者龚绶、车永仁先生苦心搜集、研究大师篆刻十余年，编辑而成《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一书，最近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目前最完备的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作品集，此书全面地反映了大师的篆刻艺术成就，真实地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和观点。它的面世，无疑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篆刻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

赏读《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深觉其内容宏富，体例明晰，装帧古雅，印制精良。全书线装，一函六册，分印学卷、印存卷及附录3部分。它汇集了弘一大师李叔同有关金石篆刻的书札、手稿、题偈、序跋58件，以及1149方自刻印和常用印，其中有不少手稿和印章，特别是1914年李叔同组织“乐石社”时主编的《乐石》、《乐石集》、《乐石社社友小传》等珍贵文献，均是首次披露，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生平和成就，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在津出版，实现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百年宏愿。早在1899年，李叔同在上海编辑了《李庐印谱》，自作《李庐印谱序》，并致书天津友人徐耀廷，希望《李庐印谱》在天津出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未得实现。岁月如流，110年后的今天，《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终于在天津出版问世了。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一百多年来《李庐印谱》有“序”无“谱”的空白。此书适如大师所愿，在他始习印艺并初显身手的家乡天津出版，具有特殊的纪念价值。

1960年弘一大师80冥寿时，弘一弟子、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曾为弘一另一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所绘《护生画集》第四集作序，称赞丰画恰满80幅“此真所谓胜愿必遂，有志竟成也”。今天，我们亦可移用广洽法师的话来评价《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在津出版之盛事：对于卓越的作者弘一大师李叔同来说，显系“胜愿必遂”;对于辛勤的编者龚绶、车永仁先生来说，则是“有志竟成”。

“金石无今古，艺事随时新。如如实相印，法法显其真。”领会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印艺观念，品读书中的篆刻作品，不仅可以欣赏大师摹古烁今、极于无相的艺术襟怀，更重要的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人生抱负、生活追求、读书情趣和治学精神。如“好书到手不论钱”印，活脱脱一副读书种子相，好一语蠹鱼者流的肺腑之言，风流潇洒而不失拙朴之气。再如“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印，警示人们不要把富贵享尽，应给后代子孙留下生存发展的基础，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在近年出版的一些同类图书中，刊有相当数量的弘一大师李叔同赝品，或误收他人之作，以假乱真，令人担忧。《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的两位编者，则本着“印印见实样，件件有来源”的原则，以对大师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认真搜集，潜心研究，反复考证，精益求精，为准确认识和研究大师的篆刻作品提供了依据。

《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得以编辑出版，天津宿儒龚望先生功不可没。他是此书所收录的李叔同早年印谱的主要收藏者，还撰写过相关研究文章，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龚绶先生子承父业，最终完成了龚望先生的遗愿，堪称津门文坛佳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乐石社”为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发起组织的一个著名的印学社团，由李叔同主编、刊印的“乐石社”资料被世人评价为“就民国篆刻史而言，领风气之先，也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印社作品集与史料汇编”，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在国内却是难以觅得，唯有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原为李叔同留学的东京美术学校)保存着当年李叔同“呈赠”的“乐石社”资料。经过朋友联系，在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的热情帮助下，东京艺术大学提供了珍贵的影印资料，增强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出版之时，两位编者还特意对笔者说：十几年来，大师篆刻的搜集工作，以及此书的编著工作，始终得到《天津日报》的大力支持。作为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朱其华先生，在《天津日报》工作时就非常重视这项事业，给过编者很多有益的提示和启发。天津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们站在丰富天津历史遗产、提升天津文化品位的高度，及时提供版面，予以充分介绍。1994年、1999年和2000年，当大师篆刻作品有重要发现或搜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时，“满庭芳”副刊皆以头条位置、大幅版面刊发相关评介文章和篆刻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搜集工作的进行。

天津李叔同故居业已复建完成，天津李叔同——弘一大师纪念馆即将开放。当此之时，《弘一大师李叔同篆刻集》的出版，不仅是表达对大师最真挚的缅怀，而且对于保护、挖掘、抢救和整理乡贤的文化遗存，充实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