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京是西安中国画院院长，当今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画家。他继承发扬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和优良传统，在中国画创作尤其是人物画创作上树立起了一种“中国当代西京样”的典范。在他的艺术世界中，贯穿着唯一而执著的追求，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意之所依，情之所系，是他艺术生命的魂魄所在。阅读王西京的作品，特别是主题人物画的创作，给人最深的感受，就是与时代同步。他以敏锐的思想，以洞察时代的精神，创作出一批和时代融为一体的作品。其代表作《远去的足音》、《人民的重托》、《春潮》、《李大钊》等等，为中国画坛增添了绚丽的时代光彩。
在新中国6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之际，王西京完成了向共和国献礼的巨幅国画《兵谏一九三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西京说，作为一个画家，对于表现西安事变是有激情的，同时也有压力和责任。
为何选择西安事变这个题材?
向共和国60华诞献礼的题材很多，为何选择西安事变这个题材?王西京说：“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从内战转向抗日的转折点，作为一个西安的画家，我有责任也有使命，所以我不仅是代表一个画家，也是在代表西安。选择西安事变这个题材，在绘画上是有难度的。首先，这一事件包括了很多方面，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到两党和谈，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由很多事件组成的一个大事件。其次，在人物的选择上也有难度。我本来想将所有涉及到的人物都放在一个画面里表现，但是在历史的事实中，没有这样的场景。因此，最后我决定聚焦在‘兵谏’上，并将画取名为《兵谏一九三六》。兵谏既是西安事变的开始，也是西安事变的核心事件，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是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义举是在民族的危难时刻舍生取义，本身就是民族大义的代表。所以，我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英雄，没有他们就没有后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家民族的命运也许就会被改写。他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在现代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时刻显得十分的重要。”
王西京表示，作为一个画家，对于表现西安事变是有激情的，同时也有压力和责任。他说，他曾于1980年画过以西安事变为主题的画作——《千古功臣》，主要以肖像为主，那时画这个主题完全是处于自己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崇敬之情，感动于两位将军的义举。
“杨虎城夫人和我母亲是表姐妹”</STRONG>
采访中我们得知，杨虎城夫人和王西京的母亲还是表姐妹。“我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很密切。我父亲当时就是杨虎城17路军教导队的年轻军官，他参与了事变。杨虎城夫人和我母亲是表姐妹，年轻时两人关系非常好，我母亲就是在杨虎城家里认识了我的父亲。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杨家提供了很多珍藏多年的史料以及照片给我做参考。1993年，我到台湾，是大陆第一个共产党员进入台湾的，我代表杨家看望张学良。所以说，画西安事变是有很多感情上的因素的。”王西京如是说。
《兵谏一九三六》画面表现的是正气、血气和杀气</STRONG>
王西京向记者介绍说：“这幅画本身表现的是一个历史的瞬间，12月12日凌晨五时发动兵谏的时刻。画面上的环境基本上都是根据历史重现的，但加了一副孙中山的画像，张、杨二人的兵谏就是继承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理念。通过画面，想表现的是正气、血气和杀气。正气是指在民族危难之时两位将军所表现出的精神，以及舍生取义的方刚血气。而既然是兵谏，是一次军事行动，当然必须要有杀气。对于要去抓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静止的画面上表现这些就需要艺术来烘托。画面上表现了张、杨两人不同的性格，在决定的这个瞬间分兵两路，同时指挥潼关周边包括洛阳的驻军。气氛很紧张，桌上有很多部电话，画面上有的军官在对表，有的在看地图、有的正要往外冲。这些都是为了烘托当时紧张的气氛，仿佛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的紧张。”
在绘画手法上，王西京说是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吸取了西画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丰富中国画，对其进行补充。画面的色彩凝固在灰黄两色中，有一种历史旧照片感。画面上是清一色的军装，但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和士兵的军装在细微上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存在一个如何表现统一和对比的问题。如何将中西的写意和写实结合在一起是在这幅画中要解决的难题，不是在宣纸上画素描，那样会很生硬。为了使人事物有立体感，如果仅仅用国画的单线，画的分量就会不足。比如桌上的台布，没有用一根单线，完全是写实的。将西画的手法巧妙地融会到中国画中，加强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表现，在这幅画中有了突破。
用现实主义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王西京以前也画过，比如戊戌六君子，但他认为那些画的层次不如这幅画。创作这幅作品，王西京存下了不少手稿、素描稿、色彩稿和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