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起来的回顾展

被同时称赞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坏分子、恶作剧家以及悲伤的诗人，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创作了一些当代艺术界中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他的创作原材料范围十分广泛：从流行文化、历史、组织宗教到同时富有幽默感和深远意义的对自我的思考。卡特兰的作品风格可以被描述为高度写实主义，那些亦真亦幻的雕塑作品能够揭露存在于当今社会核心中的矛盾状况。他的作品大胆而又无礼，但在尖锐的文化批评上又特别地严肃。

卡特兰的艺术生涯总是在抵抗由传统的展览形式产生的累积作用。许多早期以行动为基础的、对失败进行了思考的作品现在很难被修复，而他那些特性突出的作品正好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产生最好的效果。卡特兰近日在古根海姆举办的回顾展“Maurizio Cattelan: All”就很成功地推翻了回顾展作品应该按年代顺序排列这种模式，他在现场创作了一种特定场域的装置来巧妙地表现传统模式的毫无意义。这场展览几乎集中了卡特兰从1989年至今创作的所有作品，它们随意地从古根海姆圆形大厅屋顶的圆孔上用绳子吊下来，这样的展出形式讽刺了综合详尽的观念。这场展览是对不尊重行为的一个表现：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像晾衣服那样挂起来。而卡特兰本人提出的另一种类比，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挂起家里的猫(一只生性残酷而且相当淘气的猫)的这种幼稚的倾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这件全新的“装置”能够从多个方面达到共鸣的效果。卡特兰在之前的作品肯定也使用过“悬吊”这种元素，特别是用经标本剥制术处理过的马创作而成的雕塑作品(“Novecento”)，但在这里使用的比例却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被绳子吊起来的作品就如同上了绞刑架一般，突出地展示了卡特兰作品中弥漫着的死亡色彩。总的来说，整场展览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死刑；而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说，又构成了一件包罗万象的、充满悲剧气息的艺术品。

卡特兰出生于意大利帕多瓦，家庭的经济困难、老师对他的处罚以及一系列卑微的工作贯穿于他的青年时代。早年的这些经历逐渐让他发展起了对当局的不信任，对单调乏味的劳动的藐视。他把自己作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及90年代早期的作品描述为是“关于做某些事的不可能性…关于安全感的缺失，关于失败。”当他想不通他1989年首场个展的某些创作理念时，卡特兰直接关闭了画廊，再挂上一块牌子写上“敬请期待”。他早年参加群展时同样也很懈怠：比如1992年，他参加了在都灵附近举办的一场展览，他的展出作品是从窗户上悬挂下来的、通过打结连接在一起的数张床单(即作品“A Sunday in Rivara”)。

卡特兰制造混乱和毫无礼貌的姿态偶尔会利用盗窃的形式，甚至是公开的犯罪行为。在于阿姆斯特丹de Appel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展览中，卡特兰从附近一间画廊另一位艺术家举办的展览中偷来了展出作品，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一样完成了(即“Another Fucking Readymade”)，直到警察找上门来要求他归回作品，否则就依法逮捕他。卡特兰无政府主义的特质延伸到了那些以他意大利人的身份及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为中心的作品中。为了反映一股排外情绪的浪潮，他成立了一个足球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北非的移民；这个足球队不仅会在户外踢足球，还会在于展览中布置的桌面足球游戏上“踢足球”(作品“Stadium”)。

卡特兰同样也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特性，他创作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他作为普通人的形象的雕塑作品，代替我们扮演了部分的傻瓜角色。最显著的例子包括作品“We are the revolution”(2000)，这是卡特兰自己的微型模型，“他”挂在金属衣帽架上的衣领让“自己”悬空了，而且还无礼地地穿着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标志性的毡制西装。他的某些代表作品更有暗示性，例如作品“Daddy Daddy”(2008)，它首次展出是在古根海姆圆厅地板上的水池中：木偶皮诺曹脸朝下漂浮在水面上，就好像是从坡道上滚落下来的悲剧的受害人一样。

尽管一种讽刺性的幽默感贯穿于卡特兰的作品中，但对必死性的深刻思考却成为了其艺术实践的核心。他反复使用的动物标本剥制术就特别倾向于探索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这其中最尖锐的拟人化动物场景也许要属作品“Bidibidobidiboo”(1996)：在这件作品中，一只绝望的松鼠在他肮脏的厨房中自杀了。死亡在这位艺术家的灵魂中蔓延开来，并且逐渐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卡特兰对其作品“All”(2007)的描述是“一座死亡的纪念碑”，一件可以纪念死亡的冷酷存在的雕塑。卡特兰参考了新闻上无所不在的尸体的图片，用传统的大理石雕刻成了这九具被布罩起来的“尸体”；他们看起来像是无名创伤的受害人，让人联想到当今世界某些不合理的现状。

卡特兰最令人吃惊的项目应该要属一组刻画了数位权威人士并且对其提出质疑的蜡像作品。这其中最具煽动效益的作品包括“The ninth hour”(1999)(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一颗陨石击倒在地)、“Him”(2001)(只有小孩身材大小的阿道夫·希特勒，以祈祷的姿势反常地跪着)。此外，雕塑作品“Frank and Jamie”(2002)也在此类作品之列：两名纽约警察被上下倒置着靠在一面墙上。这件作品被解读为从视觉上表现了紧随911恐怖袭击之后产生的脆弱感。作品“Now”(2004)构建了一种更加明显的悲哀氛围：约翰·F·肯尼迪赤着脚的雕像安详地“躺在”棺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