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之魂 魂兮归来
对国民性有深刻了解的鲁迅郑重告诫国人：“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形成一种文化规范、舆论气候。”今天，一个艺术家如果樗栎之躯，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不管是经院鸿儒，堂会画手;这些捏塑又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颓势难挽，掂量起来，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纸上云烟过眼多”，岁月的尘埃会很快将那些矫情、伪诈、虚假的东西彻底淹埋！——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坚信：杰出的艺术必然来自画家内心的真诚表现，艺术如果失去了内在的诚实与情感，作品则流之浅薄与虚伪。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是否能卓越伟大、恒久永存，很重要的一点是视其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在这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站在超越党派、阶级的人类艺术伦理之巅，以探索人性为艺术之本，把自己的艺术创作拓展为有着高尚深刻美学内涵的精神追问，以此去表达对生命价值和人文主义价值的极致追寻。
荀子并不言重：“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也。”当下中国画家们最普遍的失误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失缺凋蔽，时尚沉浮中，唯利是图的贪婪症、虚荣自大的摆谱症、操奇计赢的造势症、嫉天妒地的同道互搏症、权钱面前的垂涎症到处可见。于今堪伪不堪真，蓬山零落几枝春？大概这几年来，在国內外看到甜俗、陈旧、粗劣、虚伪的国画作品实在太多了，当我在香港美术家联合会主办的《美术交流》（2008年第3期封面）上读到吴山明先生的作品《沧桑》（见图）时，我的思维有一种电光火石般地震颤，我深深感受到画家高超的才情和画家激烈跳动的思想脉博，重新汇聚起来的记忆，像晨光条条缕析，一种来自生命阅历的创痛视觉中，我记起了曾受到当时法国权势阶层百般诋毁、一度被同行讥笑为不会画画、19世纪法国伟大的艺术家米勒的一句话：“如果我沒法把自己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我宁可什么也不说。”我感佩在中国画界那种假遁世、假求禅、骗名利以及伪饰、享乐、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盛行，在一些无聊而虚浅问题上喋喋不休、耽迷玄谈之时，画家没有背弃心灵的故乡，没有迴避命运的阴暗和残酷，却以更为悲悯的情怀去观察历史的细节。《沧桑》以洗练简赅的笔墨，富有节奏感的处理，准确地抓住了外貌特征，捕捉到最平常又最具代表性的瞬间景象，摄取造化，突出精神气质形象，细腻传神，骨力皆出，人物内心世界拓见，触之恸恻，艺术地映现出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封建专制改朝换代、血腥弹压下所历受的苦难，实在是过于沉重和频繁，以至在他们质朴、凝重、瘦削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沟沟壑壑;封建枷锁历代传承的困厄，他们的脸庞更无从找寻类似众多诗人笔下的激情和小说家口中的幽默，其样子是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沉默、那么的疲倦，然而，生命之态却又是那么的平实与顽强。这里，画家果敢地跳出了中国思想界一度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框架，恫瘝在抱，放笔直取、命抵灵府，把民族心灵的孱弱与民族心底的韧力都赤裸裸地置于读者面前，作品中蕴含着撼人的思想能量把揪心的剖析引向纵深：这不是荒诞世界里的生命的偶然。岁月难掩无妄灾，百代兴亡百姓哀！“兴，百姓累，亡，百姓苦。”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权力易鼎活剧中，正是他们的血泪，构建出一段段悲怆千年的老百姓的苦难史和社会艰难的发展史！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巨著《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960年）所言：“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种对我们民族心灵作出的锐利解剖所暴发的重大情感状态，这种对人类苦难的哲学深思，这种对病态的剖剝中张扬真、善、美的道义力量，其艺术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我错愕、忧愤、彷徨、无奈与惊奇，百味俱陈，有一种情感烈焰焚烧中的阵痛;然而，生命最初的诞生不就是伴随着阵痛而来？没有阵痛就没有新生，剧痛之后，便是深深地祝福！
艺术是什么？人为什么去从事艺术？当然，艺术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更不能成为政治工具，但它决不是与人类无关痛痒的闲时消遣的什么物件，而为人生的艺术，它一定是人性的发光体、人类自由精神的栖息地，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联。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指出：“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象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们之间的形成和传播。”笔下自有一片天，风风雨雨总关情。每一件优秀的作品都是艺术家某种特定情绪的必须表达，以人为本，生命价值至上，是人类社会精神的价值核心，有深厚的美感经历即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有足够的理由秉着社会良知去回应历史的呼唤，在追问与反思中，进行人性的诠释和生命价值的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询。通过这种严肃而深刻的批判性审视，面对历史留下的耻辱和丑陋，启迪今天的人们不畏艰难，超出人生、历史和现实的局限的，去找到我们民族在廿一世纪再度崛起的新时代的精神结晶！蓦回首，炎凉识尽，无数青春鸟，化作杜鹃声！看碧落，幕云重，风生九陌，千年颠簸……，继111年前严復翻译发表赫胥黎的《天演论》，谭嗣同、康广仁、刘光弟、林旭、杨锐、杨深秀维新派“六君子”心负华严，血荐神州，蒙难北京菜市口之后，中国近代史中启蒙的一代——杰出的早期国民党人，杰出的早期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杰出的文化、政治精英们，就是因为看清了“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或革命，或改良，或左派，或右派，或激进，或温和，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摸索民主和自由，把身家生命都无私的奉献！各种救国救民的主张主义与改制变法的思想观点精彩纷呈，争奇斗艳，如破山之雷，电光淬厉，相激相荡，共同构成了轰轰烈烈地旨在改造独尊儒术、封建极权、宿疾沉疴、百病缠身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只可惜虎斗龙争无寻处，剩有寒凝碧血，闻大地低低呜咽，缈缈命数之间，千阕哀歌留芳华。历史的吊诡，使帝制的中国迟迟未能向现代社会转型，走的路是那么的崎岖漫长。
仰望茫茫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清末思想家、杭州人龚自珍有挥毫抒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认为真正的大艺术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承担一种责任：这就是或以文字、或以图像、或以言说，对人类历史的文化进程进行反思，其深省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观，对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的向往，是构建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重要元素。巴尔扎克曾说：“伟大的激情与伟大的作品同样罕见。”我敢直言：象《沧桑》这样洞烛幽深、追求意味深长厚重之大美，反映了经世累劫的旷世杰作，是对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颠峰诠释，和世界艺术史上任何一幅美术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相信未来的中国美术史不会忽视它的存在。据悉山明先生的这幅代表作已被中国美术馆珍藏，令人欣慰的是历代帝王的血色宫墙外，毕竟还有不少识鉴之士。
暧昧的依然暧昧，模糊的依然模糊，犬儒的继续犬儒，无聊的继续无聊。在此，我也清楚地表明我不能同意一些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们的观点，他们振振有词地强调：“中国画不反映具体的社会内容，不承载具体的社会责任。”这实际上是某些三流画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画虎类狗、刻鹄类鶩般的浅见胡说，空洞之灵魂足见其泼皮牛二、遁墙之鼠的格调。我的观点是：当艺术不再成为艺术家寻求社会意义的视觉语言，当作品不再是带着个人血脉的从心里长出的花，其情怀和境界只属于低端层次的生态，他们的手工绘画件只不过是或粗糙或精工的技法演练，无法构成为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艺术品。
可以断言：沒有崇高的人格精神、沒有人性良知迸现的光辉、沒有独立的艺术视野、沒有人类普世价值观，中国美术界永远也出不了伟大的传世作品。
举世浑浊孔方兄，心情说在雨声中，已惯常辜负！实际上，山明先生多次表达的见解不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哲思：“对艺术家来说，最自然的状态应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最平凡的生活中寓藏着最深刻和最永久的主题。假如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合上时代脉博，那么，应经常到生活中去，去体验、去观察、去积累素材。无论是写实的、意象的，甚至是抽象的艺术，都离不开生活的最初启迪。”“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画家，我要关注的是社会生活，我有时代赋予的责任感。……我希望自已的作品引起更多人深层次的感悟。”
思想者陈独秀说得很精辟：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运动。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说：“……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我常常在想，人类的种种过失和暴行不就是在你我的软弱默许与亲眼见证下进行？在社会重大变革的历史阶段，道德愚钝的我们有多少的反省和觉悟？在谬种风骚，价值不定，“五四” 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等核心思想被不断扼杀和扭曲的尴尬情势中，有多少人抱道忤时地思及到当代文化本质的问题？我们有否警惕思想的萎缩又必将带来艺术语言的平庸退化？人文主义的断裂声伴随着文明的危机威胁而至，有抱负的艺术家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沉郁与愤怒以及格外的沮丧和愧疚？未尝懈怠下来的心灵的追求，又如何去寻找遁升的出口？中国历史上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嵇康、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徐文长、曹雪芹、八大、鲁迅……，那些充满着痛感、苍凉、毅然的巨擘之艺术灵魂对今天艺术家们的精神感召可在？每当想到他们在寂寞横逆环境下表现出来的道德热情与卓然人格，我忍不住大声呼喊：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