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于80年代而汇聚于90年代的本土抽象艺术一族，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后革命氛围的文化历史条件，这一条件的设限在于：语言论美学转向之后，形式美学包括抽象形式的自律性——无论侧重情感和感觉表现的“热抽象”抑或侧重组织结构，传达宇宙意识的“冷抽象”， 都面临失去积极的文化变革功能， 因而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在新的“炼金” 意志中，重新塑造精神内涵，他在自我的多重同化中，逃出风格历史的乌托邦， 介人到当代社会、文化和生活的“中国话语场’, 于振立，在90年代的抽象一族中，淬炼出了独特个性语言方式。

倾向于生命意志的抽象移情，以表现情感的不拘单一形式的手法，实现生命意志与艺术意志的统一，于振立是苦行僧式的内省，或隐或显地萦绕着生命悲剧的超越和对苦难的超越祷思，与生命的自我省视中引发激情。

《冲突与凌越——抽象作为精神实验》 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