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布里格斯更多地认同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的分析结果，不过，他仍然看到了后者的问题，即观念完全替代了经历。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Thompson)却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更加关注经历(包括那些被历史遗漏的人们的经历)”。这位历史学家对经历的重视达到的程度，使得他坚持相信“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史料的证据”。8文学表达的经历既可能是共同的，也可能是特殊的，而将特殊经历与共同经历连接起来的确可以构成历史的想象力的内容，因为经历能够提供观念与概念之外的信息。
布里格斯谈到了新闻报纸的重要性，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浸淫在报纸里面，以便找寻到研究的大纲，他提醒了阅读报纸的主题性与即时性——尽管他提示了过分依赖报纸的危险性。事实上，对过去新闻的大量阅读可以加强历史问题的情境化训练，甚至可以将很多资料组合为一种“经历”。
史学研究中的“还原论”虽然有些古老，但是，情境还原的工作不是白费的。“还原”涉及到了时间、资料、图像、以及角度等若干问题，可是，历史学家的“还原”愿望如果出自责任与历史感就很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历史感是天生的，没有历史感的人不是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应该观察不同的变化轨迹。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情境史不一样，它们的发展就各有自己的轨迹与特殊性。进化论在一定的时间与地点具有感召力，但是，绝对相信“进化”的一律性将难以推进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时，使用“进步”这样的字眼也要倍加小心。“进步”很容易意味着之前的一切被否定。
情感容易影响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可是，情感能够帮助还原历史情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不是写给历史学家看的，历史起码是为历史的参与者写的。对于读者来说，历史可以是小说，对于历史的参与者来说，历史是他们的生命。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ZDavis)在提示微观史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醒说：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totale[总体史]的雄心”。9
历史学家不应该是所谓微观史家或者总体史家，他必须精通微观史和总体史的技术和关系，他从来就不会因为自己更多地是写作微观史就去轻视总体史，或者相反。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故事与概念，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故事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历史是写作的综合，是综合的写作。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在书写过去的区别是，前者只能围绕已经发生了的、被记载了的具体过去写作；而后者只描述归纳了的过去；前者的细节是证据与文献，后者的细节是证据与文献的想象复制；前者不能离开证据，后者可以抛弃证据。
专业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倾向于重视历史写作中的技术与规则，而后者倾向于历史写作中的思想与想象。
非常奇怪，在现场，你是目击者，可是你的大脑不清晰；回想过去，你有陌生感，可是你的思想很明白。
卡尔(EHCarr)在《什么是历史》(WhatisHistory？1961)中说：“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这个表述无异于说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影响着他的历史观和方法。不偏不倚的纯粹的历史是没有的，这为任何人提供了书写历史的可能性。至于有人因此以为可以将“盖尔”写得与“路德”一样伟大，甚至前者更甚于后者，证明这个人缺乏基本的历史感。
概念一旦被建立起来，就出现了对立和界限。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中世纪”来表述之前的历史时期以便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区分开来一样。这样的结果便于说明历史转折中的性质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文化与文明本身的“绵延”、“渐变”以及“调适”这样的性质时，概念(例如分期的概念)就显得很危险，概念很可能掩盖了变化的生动细节，而从根本上讲，历史是靠细节才成立的。
应该如何对待新史学的“对解释的拜物教”和传统史学的“对事实的拜物教”？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热情地推崇“解释”的人，应该告诉他事实仍然存在着；对于那些迷信“事实”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不要把“事实”神话。长期以来(从1949年起)，中国的史学家没有严格的学术推进历程，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事实”不由他们来澄清；而什么是“解释”也不由他们说了算。直到今天，他们在“事实”和“解释”上的工作非常有限。决定论和极端怀疑论都是有害的。
区分历史与神话的真正方法是内心的历史感。
新的方法不比旧方法更进步，它仅仅是另一个方法而已。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纯酒可能很醉人，而鸡尾酒可能更有效。
史学方法依据问题而被选用，同一个方法不可能用于研究不同的问题，同样，不同的问题也会导致对档案和资料的不同使用——重视或不顾。
新史学的后果是将历史更加碎片化，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如果个体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困难，那么，这个结果是可以被认可的。历史学的支离破碎与这个世界复杂的学科的产生是同步的。
历史想象力，这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的基本能力。
刻意提出惊世骇俗的概念的人，很可能是不诚实的历史学家。
历史的合法性有程度上和范围上的问题。尽管不同人在不同条件对合法性的理解不同，但通常的情况是，一旦非法或半合法的历史被认为彻底合法了，就没有退回的可能。过去的情况也没有先例。这说明，历史写作(包括非法与合法出版)经常表现出的那种不合法的状况，很可能表明了历史学家的洞察力与判断力。
某一历史写作被合法出版机构的出版，表明了该历史写作的部分合法——因为有可能存在着默许、容忍以及不追究。当书籍被查禁，表明该写作的非法。但文明史已经说明：查禁本身是非法的。因此，历史写作的真正的合法性在于写作本身的影响力。
《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提醒说：早在20世纪头20年里，凯尔森(HansKelsen)就提出，国际司法体系应成为各国司法结构和组成的最终源泉。他提出，民族国家的局限性给权利思想的实现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这自然是就各国间地位的平等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如此的一种理论化了的愿望并没有因为联合国的成立而成为现实。问题出在物质社会的基础、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不同文化(经常可以替换为“文明”)差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