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见：《读书》，2008，第11期，页17。
[2][4]-[9][11]-[21][30][31][38]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98；5；39；50；51-56；88-92；92；124-125；125；44-46；70；102；104-105；222；60；63；69-70；230；17；18；30。
[3] 李泽厚、舒炜：〈循马克思、康德前行〉，见：《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456。
[10]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43。
[22] 参见拙文：〈方法作为政治：从微观解构到宏大叙事——再思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方法及观念〉（上、下），见：《画刊》，2009，第5、6期。
[23] 参见王林、顾丞峰等关于“四大主义”及鲍栋、程美信等关于“意派”的批评。王林：〈学术的官方化——评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顾丞峰：〈警惕：无边的现代性〉，见：《批评家》（第一辑），高岭主编，第1版，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鲍栋：〈“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程美信：〈批判“意派”学说及其三元论〉，见：艺术国际网，http://www.artintern.net/html.php/special/index/39。
[24][26][27] 参见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191、267-273、283-291；276；312。
[25]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的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曹卫东译，见氏著：《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61-62。
[28] 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12。
[29] 参见孙周兴：〈我们如何接近事物？〉，见：中国论文下载中心网，http://www.studa.net/sixiang/060529/0921562-3.html。
[32] 参见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与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之间的争论。见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编撰方法的反思〉，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页19-34、2-28。
[33]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31。
[34][35][37] 巴雷拉：〈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45；46-47；56。
[36] 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编撰方法的反思〉，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