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失语与自我后殖民化

在国际艺术格局中，导致中国当代艺术日益后殖民化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来自于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传统意识形态表面上终结了，但由于全球政治的多极化、多元化，其深层的价值及心理上的对立、隔阂依然存在，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决策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其次，文化的差异。如果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更为潜隐化的话，那么，不同国家、民族交流中的矛盾突出表现为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第三，利益的争夺。由于艺术品兼具意识形态和赚钱的双重性质，赢得市场份额不仅满足经济的欲望，还往往决定了国家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当代艺术领域中的国际化矛盾和冲突便不可避免。

上述原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决策依据和行为前提。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内的文化机构，还是策展人，对此都无足够的认识，其操作上的屡屡失误也就在所难免。

我们不妨简单地归结一下国内文化机构和策展人在国际艺术格局中的表现。

屈从于后殖民文化判断，是近年来各类国际展的突出特点之一。西方成熟展览体制所提供的图像、题材、形式和艺术家，经过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再生产，已成为一种国际上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判断。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国内文化机构和策展人，成为他们举办、策划国际展的基本标准，并且逐渐套路化。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滑稽的场面：为了迎合西方的胃口，国内文化机构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选择采取了国际、国内双重标准，那些表现中国主体性价值观的作品因所谓的“不适合国际展览”而被弃之不用，而“泼皮”“政治波普”等却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国登上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花了国家和国内企业的钱，为后殖民文化价值观作了注脚，这难道就是国内文化机构和策展人所津津乐道的“国际化”？

某些策展人为了获得“国际身份”，经常鼓吹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超文化”，并在各类展览中实践“去民族化”“去国家化”的策略。这类言论，听起来有几分道理，然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一个变种，其中暗含的价值判断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推销的“普世性”价值观如出一辙。这类言论的可悲之处在于太一厢情愿，试问，世界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谁能超越自身的文化记忆和价值观？可悲的是，上述谬论竟成为国内某些文化机构策展的依据。

近年来，国内文化机构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工程上下了很大气力，各种类型展览频频亮相于西方博物馆、艺术馆、画廊、中国文化中心、使领馆，展览密度之高，为历史之最。风光固然风光了，亦有文化交流的政绩，但由于缺乏文化战略意识，此类展览往往是开幕之日也就是谢幕之时。花了大钱，办了小事，形成中国外展的仪式化现象。如果我们不由此在国际上建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观，再多的展览，再热闹的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膺服于国际艺术市场神话，也是某些国内文化机构和策展人的普遍心态。在他们的观念中，西方经纪人和市场操盘手所制造的抽象数字，已成为当代艺术优劣的标准。于是，“后89艺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外展的主流，从西方艺术市场的“数字英雄”转型为国内的“文化英雄”。在市场神话中迷失自己，并由此丧失了文化判断能力，也许是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宿命之一吧！

另外一种现象尤为值得关注，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蔓延于各种国内文化活动和大展，并逐渐成势的“自我殖民化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国内花钱搭台，由欧美或日、韩策展人来唱主角。在这方面，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尤其乐此不疲。以双年展的方式搭建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本无可非议，可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平台中，主办方在失位的同时也失去了重建中国主体价值观的可能性。而西方策展人，也包括华裔策展人，既无本土生存经验——无法体验中国社会转型期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生存价值的变化；也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种种经验缺乏基本的感受——尤其从当代社会变革中获取的新经验；却下车伊始，便信口开河，以自己的艺术理念为中国当代艺术定性。更有文化官员、国内策展人、艺术家从者如云，浑然不觉地勾勒出一幅自我后殖民化的图景。

凡此种种，长期持续下去，最终会导致中国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文化在国际化竞争中的自我失语症。

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总是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偏见、误判和挤压中成长起来的。当年的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墨西哥壁画，甚至日本、印度的文学都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在这样的历史煎熬中，有两种弥足珍贵的品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文化经验：一是确立以国家、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为核心的战略目标；二是探寻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与策略。

对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这个工程而言，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是行动的前提。这个目标的含义是多重的，概括地讲，包括在国际文化格局中构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地位，在国际重大展览活动中推出表达中国主体价值的作品，打造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言人，让中国当代艺术的传播与消费日益常态化，并在艺术市场中占有主导性的份额，以此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围绕这一目标制定方法和策略，才能有效地改变当下盲人骑瞎马式的混乱，才能使“走出去”不至于流于形式，从而取得实绩。

由于优秀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传播领域中被放大后，可以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判断，所以被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称为“软权力”。软权力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诉求，它以其价值观的感召力、同化力而获得理想的结果。因此，在所有当代文化发达的国家内，着力打造能表现国家、民族主体价值观的作品，成为全球文化战略的主要目标。美国电影常常以象征性、寓言化的叙事来表达美国式的民主和英雄主义价值。一旦出现危机，总会有美国式的英雄人物出面挽救危局并重建正义、高尚等崇高性价值。韩国的作品则以儒家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香港学者曾为此惊呼：这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傲然走向世界的文化身份证。这些成功的范例警示我们，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的首要目标是打造表达、呈现中国主体性价值观的作品，依靠国家力量将其推向国际艺术网络和权力系统，以此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从根本上讲，这是在国际艺术格局中确立中国当代艺术主体地位的基本保证。

衡量中国当代艺术是否真正走出去了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看在世界艺术格局中有没有代言人。对一个国家的艺术而言，艺术代言人是赢得世界性地位的基本标志，纵观近现代文化史，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而进入世界艺术主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