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天堂的色彩NO.40 73×60cm

从现象学方法看，所谓绘画是绘制时由人和自然共同生成的，是观者、思者、画者在用笔用墨用色的过程中，和自然深藏之真理相互开启的结果。既然是相互开启，对象的自在持存性和坚固性、自我的先验自明性和确定性，都值得怀疑，都处于在场的改变过程之中。

在这里，企图以确定的主体去发现既定的对象（甚或真理），并以此来解释绘画创作中心、物、眼、手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心并不是纯然自在、正确无误的东西，它不能不为集体无意识、知识型构、惯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资本所左右。绘画不只是人和景物的关系——即便如此，在人和自然沟通的背后，仍然是人对社会的反抗与顺从。艺术如果不在现有事物中谴责现有事物（马尔库塞），如果不通过让异化显明化极致化而使之走向反面（本雅明），如果不以非艺术、反艺术的方式来否定独裁大众化或大众化独裁（阿多尔诺），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创作自由。

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存在主义对于自由的向往。艺术在显示自己自由的同时也揭示了他人的自由，因而是对存在的挽回和对自由的保卫。艺术必须介入生活，介入的目的乃是为了揭露生活的异化，从而捍卫个体自由。

在自由遭遇的重重苦难面前，仅仅由现象学方法导引出天人合一的浪漫描述，是十分虚伪的；如果还把这种叙事局限在“美”这样一个古典艺术美学范畴，那就更加荒谬。如果以此来讨论艺术本体和绘画性，如果以此来讨论林风眠代表的在野的艺术传统，如果以此来讨论学院、学术、学者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我想除了愤世嫉俗之外，就只剩下了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