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就连鸡尾酒会上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之争。我最近参加的一个由奧伽•斯維伯瓦(Olga Sviblova)策划的晚会就是如此。她是莫斯科摄影双年展的策展人、新建的规模宏大的多媒体艺术博物馆馆长，我任教的那所艺术学校就隶属于这家博物馆。见到我时，她有点大惊小怪，凑到我跟前低声说：“我听说你们给学生灌输了一些危险的东西，有人说你教他们马克思主义!”

她所说的“你们”指的是我和我的同事David Riff。不错，我们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阅读的现代艺术史。而且我们的学校还是以罗德琴柯(Aleksandr Rodchenko)的名字命名的。为了让她感到没什么，我说，在西方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理论，不用这么惊恐万分，但我越是这么说，她反而越是恐慌。她以为我在讽刺她，于是几乎开始惊叫起来，说她讨厌一切主流的、时髦的和有魅力的东西。

但斯維伯瓦错了，可怜的马克思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并不时尚，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俄罗斯，魅力这个词有着不可期待的命运。魅力袭来的时候，立刻被这里的人们竞相追逐，尽管现在几乎一切被认为有魅力的东西都带上了污点，这其中就有国外的展览，例如弗朗索瓦•皮诺特(François Pinault)在俄罗斯车库当代文化中心(Ga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举行的收藏展(2009)、高古轩画廊在红色十月巧克力工厂举办的展览(2008)，以及今年初俄罗斯本土艺术家在车库当代文化中心举办的AES+F影像作品展。实际上，对于魅力的耿耿于怀说明了形式的僵化老套，也说明他们无法说出艺术家所要传递的信息及其作品的含义(我发现我的学生们不敢将他们的照片放大到8×12英尺的格式，因为他们怕别人说这些照片太炫了)。

这种明显的审美特征和政治的压抑是当前莫斯科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今年夏天，Riff、Cosmin Costinas和我正在筹备在叶卡特琳堡举行的首届乌拉尔工业双年展。这个城市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我们新闻稿中的一个字被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组织机构删去了。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个敏感的“资本主义”换成更加委婉的“新秩序”，这下就没有人反对了，因为“新秩序”听上去有柯林斯或者多利安的意思(古希腊柱式——译者注)。

也许正是如此，“真正的艺术”和“形式”似乎成为了当代俄国津津乐道的话题。批评家们对“专业化”、“高质量”和“视觉统一性”等概念更是激情澎湃。一些艺术家断然否定他们的作品有任何政治含义，并且强调说他们的艺术语言体现的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或者换一种说法即“生与死的问题”。

在俄国的这种“新秩序”之下的当代艺术(希望)在新资本主义“常规”和去政治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艺术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种光鲜亮丽的面貌，并且给新的精英阶层一种共同的身份。当代艺术本来是远离大众的，而现在却在国家的意志下强加给了大众，就像当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当然不像小说那样普及得彻底)。国家所举办的各种各样的双年展也逐渐开始被这里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去年，国家当代艺术中心得到政府的赞助，在莫斯科市中心新建的17层豪华博物馆里举办了展览(他们自豪地宣布达明安•赫斯特和查普曼兄弟的作品有可能成为该博物馆的首批藏品)。石油换取的大把资金让俄罗斯的艺术更加国际化，但也失去了先前穷困潦倒时所具有的活力。最近有传言说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要请国外策展人。另外，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是第一个来新的Strelka媒体、建筑与设计协会举办讲座的名人。在今年秋天的康定斯基奖提名展上，人们可以看到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r)的身影，他是新的评委，在人群中虽然不太显眼，而且感觉还有点迷茫，不太确定自己站的位置对不对，不过他还是来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好几代艺术家都在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而这种与权力机构、国际社会的和平融合正是这些艺术家一度梦寐以求的。现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不过也未必如此。

在当前的新形式主义麾下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并没有体现出一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气象。而俄罗斯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则是被动的顺从。微笑默认其实挺悲哀的，“谁来改变规则?”才是真正的潜台词。Olga Chernysheva最近以著名的俄国绘画(帕维尔•菲多托夫创作于1851-52年的《再来一首!》)创作的35毫米电影《心跳停止》(Intermissions of the Heart, 2009)就反映了这种气氛：一个人躺在床上，在自己漆黑的房间里，开着电视，逗弄他的狗。这只狗不停地在棍子上跳来跳去。他就像一个典型的莫斯科艺术家，昏昏欲睡，有点自恋，暗中为自己的生活庆幸自满。作为一个不停地寻找艺术家的策展人，我意识到，当今俄罗斯艺术中完全没有体制批判的东西：这个国家的艺术世界并没有自我反思的诉求(或者说也许是缺乏这种诉求的能力)。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的非官方艺术圈致力于捍卫当代艺术，将其正名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自律性的实践，有别于传统的苏联小资趣味。这种英雄气概扭转了艺术与体制性活动，并且为艺术界注入了一种团结一致的气息。早期现代主义以来形成的对抗性前卫精神使俄国最初的当代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正如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随着当代艺术成为了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标志，这种前卫精神也面临着消解。不过，就算如此，俄国艺术也并未放弃这种幻影式的理想而去热衷于其他的道德准则。一方面，莫斯科的艺术空间(例如Winzavod艺术中心和车库当代文化中心)正在逐渐成为带有强烈的设计与消费“创造性”的大众化消遣场所(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简化版)，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秩序却挪用了这种非官方的精英主义，将那种社会先锋的幻觉呈现给艺术观众。

举例来说，我认为艺术带来的这种优越性正是莫斯科策展人Andrei Erofeev的动力，他策划的《违禁艺术》展(2008)因惹怒了东正教徒而被处以大约5千美元的罚款，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而Erofeev强调，他的这个展览旨在让人们意识到政治、道德和宗教审查的存在，但是这个展览却没有大范围地公开(没有上网)，因此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展览。看到这个展览的只有艺术界的观众、外国记者，最重要的是Erofeev蓄意挑衅的教会势力。更惹人注意的是，Erofeev选择了Andrey Sakharov博物馆与公共中心作为展览地点。这个机构担负着明确的民主教育使命(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也因此受到牵连，甚至被处以更高金额的罚款)，因此，这个展览让已经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机构更加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