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行为作品《切片》（Cut Piece）

你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小野洋子艺术创作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

“一切都是从音乐开始。”她回忆说，上学之前她被母亲送到位于东京池袋的自由学园明日馆，这所由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屋子里曾经诞生了许多日本音乐之星。她的家庭作业是倾听家中白天的声音——表针的嚓嚓声、水龙头的滴答声——然后把它们变成音符。将噪音转化做音符，听起来似乎是约翰·凯奇发明的玩意儿。然而，凯奇将在1950年代影响全球，早在1930年代，类似的概念成了日本一所幼儿园的家庭作业。之后，日本遭到毁灭性的军事报复时，那些专注于感官反映的时光就变得相对珍贵了。

那种“再看、再听、再想”的禅修，那种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王国转换为先验王国的能力一直伴随着她，从东京到纽约。不需要太深入的人类学分析，就能看出她的禅学遗产对抗着1950年代投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战败的日本还是战胜的美国，都期待从战争中获得回报。在美国和日本所有战后恢复中，她最感兴趣的是“精神的恢复”。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在纽约钱伯斯大街“冷水公寓”，她进行了一系列表演和音乐会，极简主义的“指令”和瞬态经验替代了框架图像的静态和自命不凡。眼睛和大脑替代了图像，这一技巧可爱、自由，是真正的创新，“我觉得艺术应该像科学一样，总是发现新的事物，我希望成为居里夫人。”

1966年，当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电光石火交汇的那一瞬间，小野洋子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先锋概念艺术家。她坚称自己真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是干吗的。“我只是看到这个看起来很有魅力的男士对我的作品非常关注。”对于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披头士狂热，他们一无所知。“我很天真，我们都是……我觉得一切将会很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工作消失了。而约翰，即便他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也开始遭到抨击。”她沉默了一会儿，宽阔而阳光的脸庞飘过一朵悲伤的乌云，“想到我可能是这一切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沮丧。”

然后，她回忆起一切美好的事物：她和列侬合作首张专辑《Full of Things Not Done Before》的那个漫漫长夜。黎明的微光穿透窗户，“我们觉得彼此就是居里夫妇，试图改变世界。我知道这种骄傲感可能被一些人视作傲慢，但那不正是活着的理由吗？”她还记得自己制作的一部电影，列侬有时显得神秘的面容融化作一个邪恶的坏笑。此时，你会意识到，小野洋子果真未曾改变，即便经历了全世界，经历了所有的过往，她依然像一个永不变老的孩童。对她而言，一个微笑就是一件艺术品，富人再有钱，也无法在拍卖会上买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