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十二品
《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释迦摩尼在佛教中地位的一样,几千年来受到书者的顶礼膜拜。在那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里,王羲之可能没有刻意要创作一件被后世尊为神品的书法作品,他更在意的是完成一篇绝好的序文。这无疑就是“文”与“书”的绝妙组合,开创了中国书法书文并重、相辅相成的典范。
兰亭书风、兰亭风范、兰亭精神,孕育了一代代浙江书家。在时代感召下,当代浙江书界对“兰亭”的理解更为丰富和多元。这次“书风书峰”组织12位书法名家每人创作1件《兰亭序》全文,用意深刻,用心良苦。当这12件《兰亭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顿时令观者击掌,无不惊叹。在这里姑且作个“兰亭”十二品,先“睹”为快。
刘 江“刀笔兰亭”。高33.5厘米,长102厘米。这件《兰亭序》是刘江先生1983年的对临作品,他异常珍惜,一直挂着自家书房里,陪伴他20多载书法春秋。刘江先生以篆刻闻名,用刀如笔,运笔似刀,这件作品同样体现了他的书风特征,结体有序,古拙浑厚,用力极深。
沈定庵“碑意兰亭”。高245厘米,长35厘米。《兰亭序》历来是帖学范本,而沈定庵先生是碑学大家,世居绍兴,深谙兰亭遗风,他的《兰亭序》行书中带有碑意,碑帖结合,别开生面。落款题时年“八十有六”,是12件《兰亭序》书写年龄最长者。
萧耘春“章草兰亭”。高26厘米,长203厘米。萧耘春先生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用章草写就的《兰亭序》清雅脱俗,满纸溢香,展现了一位学者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与钱锺书、杨绛二先生神交数十年,同样印证了其书风与人品。
马世晓“大草兰亭”。高66厘米,长318厘米。看到作品前,听马世晓先生说:“自己很想写(《兰亭序》),但一直不满意。”想必是写了很多遍才满意的。作品潇洒飘逸,气度优雅,确有魏晋风韵,充分体现了马世晓先生淡墨大草的书风。
章祖安“学院兰亭”。高48厘米,长179厘米。章祖安先生学养丰富,文理精辟,协助陆维钊先生参加中国首届书法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学,为中国美术学院首任书法博士生导师。作品讲求章法布局,行笔疾徐有度,遒劲雄强,在转折起伏中尤多精妙变化。章氏《兰亭序》题跋曰:“兰亭序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习书法者几无人不临。二十世纪书家临兰亭功夫之深,无过本师陆维钊先生,留世临不下百数十通。余今背拟兰亭,苦不能得笔法,益知吾师不可及也!右军有知亦当首肯。”学高心正,风骨清异,正是印证了其“书外功”理论。闻章先生自幼习武,功夫上乘,他不但是“文”“书”合璧,更是文武双全。
林剑丹“古玺兰亭”。高350厘米,长290厘米。林剑丹先生的《兰亭序》是最难“认”的,因为它是用战国晋玺文书写成的。林先生最早有此想法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了一跳,除了要考虑形式和布局外,还要做到字字有出处,不能捏造出错。林剑丹先生凭着深厚的古文字功底,毅然开始对自己的挑战和创造。遍阅文献,六易其稿,专程请教张如元、曹锦炎诸贤,底气十足,仅用六小时,此巨幅作品便一气呵成。总结题跋于后:“右王右军兰亭集叙,用战国晋玺文字书之,于其无可查阅者,不敢杜撰。乃凭己将平日治金石文字学之所学得,参以说文而成之。惟期识者是正。”
卢乐群“对临兰亭”。高37厘米,长75厘米。终于见到最像《兰亭序》的《兰亭序》了。卢乐群先生对临《兰亭》,展现了深厚的书法功力。他初习南派帖学,熟悉“二王”书风;后拜于沙孟海、陆维钊等先生门下,苦学北派碑学。自此,融会贯通,精进不懈,书风自成一路。卢氏《兰亭序》充分体现了其以帖为体、以碑为用的创作思路,灵秀潇洒中兼具高古雄强。整篇除一方印外没有引首题跋,正是乐群先生平和谦恭的本性使然。
金鉴才“大楷兰亭”。高700厘米,长230厘米。这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也是完成时间最“早”的《兰亭序》。当金鉴才先生决定创作一件生平尺幅特别大的作品时,特意驱车返回义乌老家,那里的地方才施展得开。整张纸铺开,整个人几乎是趴在纸上,从傍晚5、6点钟开始写。金先生一向治学严谨,勤于临帖,尤其注重摹古取法,光今年就只身前往台北故宫仔细观摩历代书画真迹。起初以行书创作,但脑海里总与原作对照,完成后旁观者一片叫好声,但他自己却左右不满意。后来突然“顿悟”,大叫:在王羲之面前写行书,岂不是不自量力、自讨没趣?于是,时近深夜,决意重写一幅大楷“兰亭”,运笔纯熟,力道遒劲,气象磅礴,浑然一体,至凌晨4、5点钟写就,故曰完成时间最“早”。
骆恒光“长幅兰亭”。高138厘米,长970厘米。这是其中最长的《兰亭序》,长度近乎10米。骆恒光先生说这件作品很“难”写,是他迄今最大的创作作品。完成后铺满了整个房间,骆氏贤伉俪是站在自家桌子上方得以窥见全貌。作品墨色浓重,气息苍莽,书风以行草为主兼及楷隶,笔画浑厚而不失秀逸。
朱关田“学者兰亭”。高101厘米,长940厘米。这又是一位兰亭同乡人以一颗大朴无华的学者心书写成的《兰亭序》,章法灵动,结体稳重,运笔饱满,气韵洒脱,完全彰显了朱氏书法以章草为体,大篆笔法及魏碑笔意并序的独特风格。隋唐是第一个受“二王”书风影响较大的时期,朱关田先生以唐代为核心的书法史研究,实证出新,成果丰盈,必然明晓《兰亭》深意在于精研体势,广采众长;先生又多年执掌当代浙江书坛牛耳,以文史结合的广阔文化视野,赋予《兰亭》更多的时代风貌。
俞建华“隶书兰亭”。高199厘米,长45厘米,八条屏。观俞建华先生的《兰亭序》,书如其人,“文”气逼人。一是文人气。俞氏隶书“兰亭”,笔势飞动,姿态优美,流转开合中别有一番风韵,充满了十足的文人气。二是文化气。俞建华先生采用八条屏这种传统形式,加上隶书规整的布局,把《兰亭序》放到文化观念的视野中重新解读,无形中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三是文学气。特别指俞建华先生学识涵养,以他深厚的诗文功底,让他的“隶书兰亭”别开生面,我们可以细细品读他的题画诗:“四郊多磊战云稠,江左名士聚越州。修竹茂林销俗虑,流觞曲水赋清讴。鼠须茧纸风规远,事异世疏今古愁。一序千秋悬日月,可怜东晋最风流。”
王冬龄“小草兰亭”。高34厘米,长560厘米。如果说王冬龄先生写“兰亭序”,给人的印象必然是他标志性的草书,笔势绵延,笔力雄劲,起伏有致,气象万千。果不其然,观王氏草书《兰亭》,气贯一通,酣畅淋漓,与一个月前,“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上展出的行书《兰亭序》碑,成呼应之势,相映成辉。羲之于天朗气清、高朋满座,酒性之处作《兰亭》传世;冬龄袭前人古风,胸襟开阔、兴致酣然时再书《兰亭》传世。“二王”同为性情中人,行草连绵,书风承接,可谓是书坛佳话。
“书风书峰”对浙江书法的推动作用
上述《兰亭》“十二品尚”是笔者的“戏称”,是否合适,尚可商榷,但其无形中点出了浙江书风的特征: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一方面,《兰亭》是传统的代表。自“二王”以后,流觞曲水余韵不绝,书法大家代不乏人,可以说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浙江书家群体”,标志着那个时代的书法高度,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是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浙江稳定有序的书法传承脉络,孕育了浙江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兰亭》是创新的代表。王羲之的字在当时来说是有点“超前意识”的,背离了“正统”书风,被视为“野鹜”。以《兰亭序》为代表的行草书,通过长时间与社会审美观的“磨合”,才得以为后世所重。由此以来,浙江书法非常注重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有机契合,兼容并包,会众合一,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从“兰亭序”看过去,“书风书峰”12位书法名家的作品,诸体兼备,精湛独到,书文并茂,蔚为大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各有创造,体现了浙江书法的文化精神。“书风书峰”的首旨就在于梳理浙江书风,传播书法思想,彰显艺术价值。其次,“书风书峰”反映了当代浙江书家群体优势,确立了当代浙江书法的高度。吴昌硕、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等前辈大师奠定了浙江书法在全国的主导地位,深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书法家,以刘江、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为代表,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书风之峰,书峰之风,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
最后,通过“书风书峰”,能够对浙江书法的发展有一些启示和推动:一是坚持多元化格局。从书体上讲,篆、隶、楷、行、草等,都有一些代表性书家,都要形成独自的面貌。从学术上讲,广泛深入地与儒学、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相结合,书学合一,形成潮流,不断拓宽书法的内涵意义。甚至还可以从地域上讲,根据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书风特征,形成各自的书法流派,突出特点,相映成辉。二是坚持传统文化积淀。任何书风、任何流派、任何书体、任何书家,都不是凭空创造的。中国书法有其历史传承和固定元素,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肥沃的土壤中才能够茁壮成长,发枝散叶。每一个载入书法史册的书派和书家,无不印证了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脱离文化传统和书法规律的创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走向真正的辉煌。在“书风书峰”12位书法名家身上,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书法之外的学识涵养,文化精神,对中国书法正统的孜孜追求。三是坚持开拓创新意识。中国书法除了需要长期的文化熏陶和技巧训练外,还要有把握时代特征的能力。每一个时代的书风和书家,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才得以持续创造书法史上的新高度、新篇章。“春江水暖鸭先知”,要做一只先知的“鸭”,必须要能够灵敏地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甚至是细微的改变。这里也可以说是“书法的时代性”,当代书法的创新和发展要放在时代文化的格局下来考量,要符合当下社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求。在“书风书峰”书法名家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现代书法的探索和实践,相信在他们的引领和影响下,当代浙江书法必将在发扬传统,立足当代,注重创新,接轨国际上开创新风貌,攀登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