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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的“生”与“死”

这个题目和议题,看起来是非常无聊而且无趣。我愿意重新讨论798的意义和价值取向,其中最为关键的基础,也是关乎《艺术与投资》的工作方向和立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且需反复探讨的话题。

798,究其真实的产生根源,已经有许多说辞和口述。但在大多数观察者的印象中,这和80年代末的圆明园,90年代初的北京东村和宋庄,或到现在,遍布首都各个可使用区域的艺术家聚集群落,并无太多质和量的区别。从更深刻的时代背景中挖掘,798,从原有的兵工厂,摇身一变成为当代中国最为活跃的艺术中心,似乎更能体现出“后革命”的时代征兆。在密集的名为当代艺术的生产模式中,被残留的陈旧意识形态的符号或隐约可见,或被过度消费,自由表达的民主愿望,转身却成为全球市场中的自由可能。

并不太久。大概五、六年间,集中或围绕在798艺术区的艺术机构、画廊、设计公司,以及大量的服务性设施,尤其是井喷式的数百家艺术媒体(杂志、报纸、网络等),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现象。他们全部服务于一个对象:当代中国艺术,传统艺术或其他的,仅被当作一个风格、趣味的保留。但由于聚焦798的艺术机构和服务群体,操作背景不一,知识储备不一,资金和管理模式不一,呈现出非常独特的“群体”现象,这也是798少有的“黄金时代”,也是价值多元,评判公允的必需时期。《艺术与投资》跻身其中,深度关切现场,近距离理性分析积累的大量经验和文献。

798,何时死亡的?很多人,那些严肃对待艺术的群体,愿意把批评对象指向那些大量的经营性服务设施:餐馆、良莠不齐的工艺品商店、画廊,甚至是街头画家,当然也包括汹涌而来的观光客。但这些毕竟是表面现象,而且也是,即便国外的著名艺术区,大型博物馆区都普遍具有的城市行销、专业商业化的必需手段。真正原因,恐怕仍然是当代中国艺术,或公众普遍称呼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时段出现的问题和现象。

回看过去的十年,很多人普遍怀念那段激进的艺术创作时期。中国艺术家的处境也许从未有过的糟糕和困窘,尤其前面我们提到的散落在京郊的艺术家群体聚集的群落,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流浪艺术家,指那些自愿放弃公职、稳定收入、社会地位、福利和保障,追求创作自由的艺术家们。他们用自由换来的是贫穷、歧视和边缘化,甚至受到官方的监视和必要的控制。但这一切却更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欲望和重新更替秩序的决心。时光飞逝,事实也如此,今天的艺术商业明星,大都是他日备受压制的边缘画家。

798的迅速的、必需的商业化,应该出于多种考虑。政策导向的、管理的、经营上的。若无良性的市场机制保障,一切艺术行为、运作都是空谈。但如果全面市场化或主动的市场动因,艺术创作,又丧失了其必要的批评意识和激进思维。今天“798艺术”的千篇一律或某种惊人的相似性,也是出于近年不断更替、调整的经济、政治多种因素导致。无论是官方的“当代艺术”、学院的或在野的,包括与国际接轨的艺术,同时并存,但却价值空洞,尤其呈现在798内某些大型艺术机构的急速起落现象中,更能凸显当代中国艺术现场中的混乱和无序。

798,从生到死,并不是一个终结的定论,而是一种不断的、象征性的必要循环,取决于更多内因和外力的多重作用。《艺术与投资》和《当代艺术与投资》所采取的工作定位,即也是这种矛盾着的“过程”,所生发出的意义判断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