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兼具历史的博大恢弘与艺术的绚丽华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在呈现一场以元代艺术为主题的视觉盛宴《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这是继2004年成功举办《走向盛唐》(Dawn of a Golden Age，200-750 A.D.)展览之后，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再次合作举办的大型展览，汇聚了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元代艺术精品。
主文
《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
展览日期：2010年9月28日-2011年1月2日
展览地点：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Tisch展厅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它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南北方分治的局面，并为接下来明清两朝500年的繁荣统一打下了基础。元朝的统一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多民族的友好互通，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中西方的交流也在此期间急剧增加。民族和谐与文化多元，还带来了艺术上的丰富创新。这个朝代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段总领的文字，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会长单霁翔在展览前言中的概括。
正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下，中国大陆地区罕有的调动了13个省市自治区的25家文博单位的109件(组)展品前往展出，并于开展前的8月26日，与中华世纪坛举行了隆重的启运仪式。此外，本次展览还包括德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的100余件展品，涉及中国元代的瓷器、金银器、丝织品、漆器、木器、青铜器、玉器、砖雕、陶俑、玻璃器，此外还有多件具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小型佛教造像以及大型建筑构件、石翁仲等。
这样异彩纷呈的划时代大展，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席、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屈志仁(James C.Y.Watt) 与一群学者及管理人员全力合作，耗时5年才积累出的硕果。屈志仁表示，举办这次展览，旨在探讨从1215年忽必烈出生到1368年元朝覆灭这段时期的艺术和物质文化，展现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南北后，多元文化激发的新艺术形式和风格。来自中国内地的展品，有些是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参观者可透过展览对该时期的艺术有新的认识。
正是由于此次展览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和新鲜感，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此次也亲自撰写了恳切的前言:
“在美国，第一个以元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展应该是由李雪曼(Sherman Lee)和何惠鉴共同策划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那是1968年在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展出的。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展览，引来学者和公众对元代艺术的全方位兴趣。此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越来越多文化和学术交流得以实现。美国的策展人和专家们也能够接触并研究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了。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席屈志仁汇集了近几十年来关于元代艺术的新研究成果，并且把丰富的考古新发现也包括进来，才策划了这第二个以元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展。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部分正是这些考古新发现，它们不仅本身就是绝美的艺术品，同时也十分具体而生动地折射出当时中国民众与外来人口互通融合的特殊文化语境。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历了将近400年的纷争格局之后，终于由忽必烈完成了南北方的重新统一，他也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正是在这个相对短暂的王朝中，中国各地的文化得以充分融合，为今天我们认为的中国传统艺术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此次展览的主要借展方是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大批书画杰作和考古发现。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他的团队对此大展给予的极大支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均在此次借出了元代的绘画杰作，这可是唯一的例外，打破了中国的博物馆不对外出借元代及以前的书画作品的惯例。”
梦回元朝
700多年前，蒙古族的入侵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诸领域的动荡，传统艺术也不能例外。以忽必烈为首的元代皇室对中原高雅艺术固然是不无尊崇，但也保留了更为浮夸绚丽的蒙古族审美元素与文化风范——忽必烈至死都喜欢睡在皇宫花园的帐篷里。中原与中亚这两条主线的相互交织、并行不悖，在本次展览的四大板块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分别是：民生、宗教、书画和装饰艺术。
“蒙古风”刮到纽约
悬挂在展厅入口处的第一幅肖像画便以其鲜明的“蒙古风”给予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中人彻伯尔是忽必烈当年宠爱的皇后。这位圆脸女子头戴一顶风格大胆的红色高帽，这就是元朝皇族或贵妇服饰中最具特色的首服——“姑姑冠”。帽子顶端的漏斗状柱体中簇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羽毛和珍珠。南宋的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中记载，蒙古人服饰：“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顶故姑。徐霆注云：霆见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据说，当初一位元皇宫的来访者愣是将一群头戴姑姑冠的女子看成了手执长矛的士兵。
在皇后肖像旁边的当然是皇帝忽必烈的画像了。
忽必烈的确配得上“众王之王”的称号。就所统治的人民之众多、幅员之辽阔、收入之巨大而言，他已超过世界上过去的一切君王。至于元大都，也应该算“众城之城”了。它不仅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会”。第一单元展示的生活日用品中，许多正是这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所遗留下来的若干片段，展现了元代北方城市文化的熠熠生辉：玉带钩、绣花拖鞋、青铜器、瓷罐、金首饰……看似纷繁冗杂，实则严格体现了蒙古贵族的品味。
为了突出他们对于贵金属以及贵重丝织品的喜爱，这里展出了采用金粟工艺的金冠饰、带有漆器器形特征的莲花形金盏托、金质錾刻莲花纹高足杯、纹饰繁密的镀金马鞍等。观众在此可以想见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初抵大都时眼前的景象。难怪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充满赞叹。烈日下那明晃晃的一片金光必会让他闪花了眼。
蒙古族的夸饰之风同样在其建筑细节中有所体现：他们只是借了中国传统结构设计的“壳”，然后一个劲地往上堆砌饰物。本次展出的一只鸱吻，釉质陶龙头，是来自山西永乐宫的道观屋顶装饰物，象征避除火灾。虽然对整个建筑而言，它不过是个屋角上的一个点缀。然而，站在这尊高达1.5米的雕塑前，橙红色与草绿色的纹饰再加上那凶猛的咆哮之态，奔放的气势咄咄逼人。还有一块2米高的来自元上都的龙纹石刻建筑构件，特别受到屈志仁的推荐。他说：“元上都故址在内蒙古正蓝旗，遗物流传不多。这次展出的石刻是上都遗物第一次走出中国。请细细观看，此构件上雕刻的矫健龙纹与繁密花卉可以和北京故宫里最为精湛的范例相媲美，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恢弘与壮阔。”
宗教混搭 天下一家
元代多种宗教交融并存的现象，很是突出。所以在这个单元里，不仅会看到藏传佛教的造像与唐卡，还有一批道教八仙题材的卷轴画，也选取了体现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文化的展品以及体现了印度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绘画和雕塑。譬如，展厅中挂着一幅摩尼教绘画，是屈志仁特别介绍的另一件展品。画面主体是作为摩尼教先知的耶稣（即基督教的耶稣）。但若不定睛细看，很可能以为是司空见惯的佛教绘画。实则差矣。此画作虽是以中国传统墨汁和颜料绘制在绢上，并贴上金箔和金叶，但人物耶稣手中托起的十字架却表明了它的“外来”血统。有趣的是，这位被描绘成酷似释迦牟尼佛像的耶稣甚至还盘腿坐于佛教莲花宝座上，生动地反映出元代民间流行的混合式的宗教信仰。
本单元不得不说的焦点是1992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入藏的一幅元代缂丝唐卡。这幅以缂丝手法织造的带有皇帝和皇后人像的曼荼罗（即“坛城”），尺幅庞大（245×208cm），是以大威德金刚为本尊的曼荼罗，为密宗修行时供奉之画。其中院和外院布满排列着诸位天神，下边左右端各织出两位供养人：左下端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右邻为其兄明宗和世瓎；右下端则是明宗皇后八不沙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静心体会整幅巨制，一种“无限大宇宙”和“内在小宇宙”相即的微妙空间在此浑然一体。
信仰藏传佛教的忽必烈在内心深处对道家总有些许抗拒。因此，根植于中国本土宗教的艺术在元代几近湮灭。不过，残存下来的那些边边角角与当时颇为强势的外来宗教倒是水乳交融，给元代文化披上了一件富有意趣的百衲衣。
在一幅描绘道教仙家会面的卷轴画中，背对观众的主角是身着传统服饰的翩翩学者吕洞宾，另一位面对观众的人物却是披襟敞怀，皮肤黝黑，头发凌乱，非常符合中国艺术中的“蛮夷”形象。最为奇特的是，这位仙家有一双幽蓝的眸子，这与出土于中亚地区的某幅僧侣肖像颇为神似。由此可见，即使在“最中国”的语境中，蒙古精神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元代文化的“疯狂百搭”似乎完全是随机性的、无据可循的。一尊印度教风格的雕塑后方悬挂着一幅伊斯兰书法作品以及一枚十字架。这种激进的风格无疑是元王朝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即使它看上去过于随意，审美上也不乏争议。
文人的反抗 文人的画
元代书画的创新，也是中国美术史中的不朽典范。为了充分展示这一朝代文人绘画的巨变风貌，中国大陆特别选取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杰作外借到此。其中包括赵孟頫的代表作，盛懋的《老子授经图卷》、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倪瓒的《六君子图轴》等，体现了这一时期书画艺术的非凡变革。
出仕元朝的南宋遗民赵孟頫通常被认为是这场变革中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中也甚是夺目。其传世之作《人骑图》、《红衣西域僧卷图》、《水村图》均属于自然主义笔法，带着悠远的历史气息，令人见之肃然起敬。其书法作品则有些“神思未来”的飘渺之意。以倪瓒为首的同时代文人则是更注目于当下。出于对元政权的抵制，倪瓒过着泛舟四海，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他的画中多为无声的河流与天穹，光秃秃的瘦木则是其与世隔绝的象征。
的确，由于忽必烈称帝后对科举制度喊停，从而有效地将整个汉人知识分子阶层踢出了权力核心。所谓的知识分子亦包括艺术家。作为一种反抗方式，他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倾向于私人的、半抽象的自我表达方式，并将其与书法艺术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反抗的艺术”对今后数百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元代大革新：艺术与朝代更迭》所展示的那样。
同期展览：《元代大革新——艺术与朝代更迭》
日期：2010年8月29日-2011年1月9日
地点：纽约大都会中国书画展厅
作为此次元代艺术大展的补充，大都会中国书画馆也同时推出了展览《元代大革新：艺术与朝代更迭》(The Yuan Revolution: Art and Dynastic Change)，追溯了蒙古族统治下的书画创作的大革新，以及对明初文人传统的酝酿。70余件书画作品，有立轴、手卷、册页以及扇面，整体呈现出当时社会与政治巨变下的新的文人审美趣味。此展主要以大都会博物馆自身的藏品为主，外加17件来自纽约本地私人与大学收藏的珍品。
虽然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在这一个世纪的统治中，中国文化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艺术形态，对明代的书画影响极为深刻。大都会亚洲部资深策展人、中国书画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策划的这个展览，按时间顺序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着力于1280-1350年的书画，表现出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文人对蒙古入侵的回应。这些文人大多是南宋瓦解后的遗民，或是因为废除科举后而断掉了仕途的怀才不遇的文人。他们经常在佛家或道家的学说中求得内心的安宁，并以艺术来抒发胸臆。他们隐逸于山水之间，幻想着似乎总是遥不可及的桃花源。
历经宋元两朝的赵孟頫(1254-1322)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当时画坛开辟出新方向。他不再以描摹自然为目标，而是坚持认为绘画与书法都是自我表达的途径。本次展览中数十幅赵孟頫的书画作品，正是很好的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家在当时的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是特别挑选了28张作品来展示元朝最后20年的艺术风貌。元朝末年，朝廷内部纷争日益恶化，由于饥荒和黄河洪灾而引起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这个时期，由于受到赵孟頫的革新之影响，元末画家的作品已经高度个人化，从“游观山水”明显向“抒情山水”进一步转化。他们以抽象的书法手段来写意山水、竹石，逐渐创作出逸格文人画。文人艺术家们还常常在画作上提上自己写的诗，后人也经常在欣赏之后留下题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吴镇、倪瓒、王蒙三人的作品，此次都在展览中有陈列。
第三部分是传承了元代风格的明初文人画家的作品。譬如王绂、沈周、文徵明，都是活跃在苏州附近的重要艺术家。他们重新诠释了元代文人画的风格，创立出被后来所有文人画家所尊崇的文人画艺术样式。
织金锦和青花瓷的美妙
锦如金贵
华丽的织金锦（亦名“纳石失”）是此单元的一大亮点。因马可?波罗等曾到元代中国游历的西方人的宣扬而闻名于世。它是一种用金线显示花纹从而形成具有金碧辉煌效果的织锦。图案的主纹都是严格的对称形式，辅纹则一般精巧细密，有浓郁的伊斯兰艺术风格。
除了织金锦，屈志仁特别提到一块极其罕见的梅花毯。他说：“这块地毯的中央是绣有梅枝的典型中式纹样，图案源自元代著名画家王冕的墨梅画作。而绒毯周边则环绕类似阿拉伯字母的库法图案。树枝和装饰图案是用未染色的动物毛织成的。这是北方大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织造方式。如此融合了元代工艺多元性的织毯，堪称稀世珍宝。”
除了锦帛和织毯，元代也已出现精湛绝美的刺绣服饰。目前所知最为重要的佳作之一
“棕色罗花鸟绣夹衫”也来此现身了。
此绣衫出土于内蒙古集宁路故城遗址，一眼望去便知是典型的汉族款式：对襟直领，直筒宽袖。面料是细腻的棕褐色四经绞素罗，刺绣花纹更是极为丰富，正面和背面加起来竟然多达99处！题材有凤凰、野兔、双鱼、飞雁以及各种花卉纹样，其中以牡丹最多变化又最为生动。特别是在两肩的部分，绣有一鹭鸶伫立，一鹭鸶飞翔，鹭鸶旁衬以水波、荷叶以及野菊、水草、云朵等。若定睛细看，会发现衣服上还有意趣横生的人物场景，比如有一女子坐在池旁树下凝视水中鸳鸯；一女子骑驴扬鞭在山间枫树林中行走；戴幞头男子倚坐枫树下，悠然自得；戴帽撑伞人物荡舟于湖上等，特别富有江南情调。
当然，这件夹衫只是元代织绣高度发达的缩影。此外，如缎（纻丝）的成熟和普及，也改变了当时高档丝绸品种的格局。《咸淳临安志》记载：“纻丝，染丝所织诸颜色者，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织金指织入金线，闪褐指织入两色纬线，间道指不同色彩呈条状排列。今天看来更具异域风情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则是当时西方工艺传统在中国生根的例证，使得元代的丝绸图案展现出新图样。
听起来十分陌生的“撒答剌欺”是中亚传统织锦，其历史相信不晚于6世纪末。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十分兴盛。虽然这种织锦得名于布哈拉(今乌兹别克)以北14英里的撒答剌村，但织造却几乎遍及整个粟特地区。进入7世纪后半期，团窼中严格对称的主题纹样已经成为撒答剌欺的图案形式。到了9世纪，撒答剌欺颇受拜占庭纺织艺术的影响。为了向西方出口，经常采用拜占庭流行的对狮纹图案。不同的是，撒答剌欺的色条多为黄色，而拜占庭纺织物的色调多为绿色。
续——详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