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批评话语伴随着当代性的概念逐渐地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当代文化理论及实践之发展上来。这些话语已融为西方现代主义持续的国际化批评的一部分，并仍维护着现已建立的后现代主义视野，其中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都适用的经验或者现代性的表达，相反，不同的异时性经验和不同的现代性表达（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则处于外围），都各自代表着对其当时社会的文化及经济的轨道发生的扭曲发展的观察，以及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与已经建立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例如后殖民主义，对第三空间及文化多样性的渗透性解构要求）不同，无论如何，这些与当代性的概念相关的话语，并非将现代性作为一个不可绕开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去寻找能体现它的当下体验。经过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严谨追溯，会发现现代性已经历并且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时代，批评话语伴随着现代性的概念已经开始寻求扩展其作为在地经验和现代性的代言的合法性（其中大多数的典型例子都来自于发展中世界），这其中的多样性不仅是来自于发展的逻辑，更来自于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的假定。前者从历史上一直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相伴相生，一方面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及实践的联系相系，一方面则加固着既有文化传统的延续。后者的实质则是重新投入西方早已摒弃的一种过分乐观的 “现代主义”认知的怀抱。作为对现代性作出多元阐释的知识框架，与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概念相关的话语可以被读解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批评，但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全景的某种补充。这样的解读并没有将不确定性视作当下（后）现代主义的现状（例如“后现代主义之崇高”postmodern sublime），而是将其定义为某种对现代性及相关经验的可能性阅读。

随着现代文化思考及实践的发展，与当代性（contemporaneity）相关的批评话语所带来的影响不断增长，而由此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在当代中国艺术的国际化生产、展示和接受过程中，某种由跨国文化网络所扮演的角色所展现出的对当代中国艺术的持久兴趣。从既有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这类网络——不仅包括游移的个人和团体，还有被政治和/或经济压力而强行取代的其他组织——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根茎状结构，它坚持不懈的要跨越，要去解构性的动摇（去地域化）存在于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公认的边界。若我们承认批评话语和现代性概念有所相关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艺术在国际化的生产、展示和接受中，将跨国文化网络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阅读对象，恐怕有些捉襟见肘。正如策展人、批评家巫鸿先生所指出的，跨国文化网络陷入当代中国艺术（这一术语被广泛的运用于英语文本中，用来表示受到西方影响的前卫的、实验性的以及建立在美术馆基础上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由具有中国血统的艺术家所创作，他们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此建立起他们的职业）的生产、展示和接受中，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解构主义式对中国和非中国的分野的跨越，在这种局面之下，跨国文化网络在今天以国际化的文化身份为主导的后现代主义视野当中，正在不断地往来穿梭和摇摆。同样既不确定又不稳定的，还有关于中国国家文化身份的某种信仰（其中之一是持续着的现代性的中国经验，即20世纪初作为对抗现代化侵略的文化毁灭式打击的当地反抗的一部分），它将中国的文化身份视为一种持续的本质存在。因此，便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当代中国艺术的生产、展示和接受过程中去诠释跨国文化网络，以一种类似于斡旋的方式来反抗既有的某些后现代主义之思。它不是简单的解构，而是一种诠释，如此便产生了混合的二维文化视差：一是将国际化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艺术进行框定，以此作为一个渗透性的解构主义的挑战，以此来对抗国家文化身份的本质性定义；再一个则从当地化的中国视角出发，这恰是抵抗国际化的、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的据点。

从已建立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对此诠释不加批评的接受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它很有可能被利用而巩固了现有的这种不公正的、本质主义的国家文化身份认知。更为严重的是，承认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同时具有合法性，不啻于一种无法逾越的两难困境，这个循环将那富于意义的批评全部排斥在门外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与当代性的概念相关的话语出发，来质疑某种建立在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对固定的中国文化身份所作出的驳斥，这样的驳斥是否全然合理呢？它所展示的不过是对某种反本质主义的总体化企图，这不但自相矛盾，而且不堪信任。

我们不能不加判别地从多种观点中随便选择其一，也不能指望这些互相抵触的观点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到一起，面对这种局面，可行的方式之一便是发展一种多重的多人会话，对中西文化视野之间存在的关于互动与抵御的潜在空间进行探索。德里达在他激进的文本集《丧钟》（Glax）中曾展示过这样一种策略：当国内不断分裂、权威遭受质疑的同时，一种视角不断为另一个所开启。以下两列文本是这种多人会话的一种文本，我用粗体下划线的字体表示出那些存在着概念相似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