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9-20日，第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北京宋庄举行，年会的轮值主席为殷双喜先生，学术主持为朱青生先生。19号下午，首场研讨会由高名潞先生主持，高名潞先生以及20号上午到场并做讲演的栗宪庭先生都是首次出席批评家年会。我记得第一届年会尚有范迪安、费大为等先生，甚至多年在海外经商的孔长安先生也有出席，但后面两届他们都没有来。重要批评家不缺少批评家年会的平台，但批评家年会不能缺少重要批评家。

19日下午的会议首先由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前主席、现荣誉主席Henry Meyric Hughes先生发言，他的发言环节原本是此次年会最令人关注的焦点。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与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进行接触的最初想法是朱青生先生提出并付诸实施的。Hughes先生在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与部分大陆批评家交流后，决定不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讲演，而是花费数小时重新撰写了一篇新的发言稿。他原来准备好的、并已提交给年会的发言稿，基本上是在介绍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的基本情况，比如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的基本性质、工作目标以及活动项目等等。与大陆批评家做了会前的交谈之后，Hughes先生显然意识到这种初级的介绍并不能满足中国批评家的期望。所以在正式的大会发言中，他调整重心，主要谈了国际艺术批评界的发展现状，而不是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的情况。

我还记得比较清楚的内容，是Hughes先生说起西方的批评家很少有职业批评家，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的固定职业，比如教授或策展人。实际上主席本人就是一位策展人，记得18号晚上我曾问他有哪些著作，他说他没有出版过著作，只有为一些展览所撰写的图录文章，他本人的身份是策展人。国内一直在强调或者是想象，在西方，策展人就是策展人，批评家就是批评家，不曾想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的主席竟然是策展人的身份。当然，他所说的批评家可能更多地是指专门为报刊等媒体撰稿的专栏作家。

Hughes先生的发言结束后，邹跃进先生就什么是“知识市场”的问题进行发问，但由于翻译的问题，Hughes先生并没有就这一概念作直接的说明，邹跃进先生并不满意他的回答，最后高名潞先生只好出面作答，大致是指知识影响市场。中国批评家与西方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不够顺畅，但私底下，中国的批评家是希望能与西方批评家进行有效交流的。本届大会的主席和主持革故鼎新，放弃过去圆桌会议的方式，而主要采用主题报告的形式，比较符合国际学术会议的规范，但最后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可见革新的风险很高，付出的代价不小。绝大多数的大陆批评家抱怨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一种听讲座的方式，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年会的批评家，本来是想在会上发表言论并参与讨论的，不想最后成为听讲座的听众，不少批评家甚至中途悄然退场，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听几场讲座的确让批评家体力不支。所以我在20号下午年会分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出年会应当确立大陆批评家在年会中的主体地位，毕竟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是基于大陆的批评领域。此次年会真正供大陆批评家发言的时间被压缩在20号下午的分组讨论。不少批评家在两天的会议期间连面都没有碰着。当然，我也不同意年会举办成大Party的形式，因为年会不只是供批评家会面的场所，它还是应该提供严肃的场合和气氛供批评家讨论学术问题。

年会照例请了几位人文学科的学者来参加，但不像2008年那样规模庞大，而且我个人认为此次请来的人选比2008年更加合适。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高宣扬教授在19号下午，就当代欧洲思想中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尤其是福柯的思想做了报告。高宣扬教授的报告对于中国的艺术批评来说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他强调法国思想对波德莱尔定义的现代性中的偶然性、过渡性、逃避性的一面，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强调过去，现代性所集中期望的是未来，对未来的态度体现在我们不断地更新，对我们的历史存在进行永不平息的批评。实际上这是在强调批判和反思。高宣扬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论述到图像问题，他认为人类已经意识到语言对人类创造的限制，而唯有艺术家才能穿越语言和思想的限制。我在高宣扬教授的报告之后作了补议，我补议的主要内容是谈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绘画的分析以及艺术批评家让·克莱尔的思想，试图把讨论的话题再拉回到艺术批评。因为我感觉大陆的批评家还是都期望能够了解西方批评的最新进展，比如西方的艺术批评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不仅对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理论的译介不足，对国际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引进更是稀少。对福柯的研究也并不算最新的进展，所以尽管我不清楚法国最当下的艺术批评现状，但我还是希望在我的发言里，把法国思想中的艺术批评推近到更接近当前的时间段，所以谈到德勒兹对培根的分析，谈到让·克莱尔——威尼斯双年展百年展视觉艺术总监的批评主张，并联系国内情况反思河清译介让·克莱尔著作的目的。

台湾的倪再沁先生和李思贤先生就台湾当代美术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较长时间的报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美术界发生的现代化画论战，其实含有很强烈的政治因素，大陆学界一般并不提其中的政治因素，但它真的并不是简单的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对抽象艺术的争论。我在李思贤先生的报告中还看到他对国际艺评人协会(即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台湾分会的介绍，值得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视为前车之鉴。台湾在2004年已经举办了第38届全球艺评人协会2004年世界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但台湾分会后来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对会员的约束力不足，分派的任务无法完成，目前已经走向停滞和封闭的状况。不少批评家感到台湾艺术批评的发展情况与大陆十分相似，陶咏白女士还在提问中询问了台湾女艺术家、批评家吴玛俐的近况，问她最近几年怎么销声匿迹了?李思贤先生回答，吴女士现在在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做教授。管郁达先生根据他与台湾艺术家的亲身交流经验，提出台湾艺术怎样建构本土性的问题，李思贤先生具体以为什么台湾的水墨没有当代美术批评的介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缺乏民族信心和文化厚度，是当代台湾艺评显现出理论描述的强烈混血感的根本来源。我并不同意李思贤先生对台湾艺评的西方体系倾向的指责，但他提出了一点，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台湾的艺术批评并不能成为知识的认证与考察，也不应当透过批评写作来陈述美学背后的道理，而是应该通过眼前的艺术作品去诠释作品背后有关这块土地的一切。

20号上午的发言，首先由沈语冰先生宣讲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当代美术批评的进展》，他以具体的西方艺术批评家为纲，并结合他最近几年所从事的艺术批评思想的译介出版工作，从整体上对艺术批评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陈述，对国内艺术批评思想的研究是有参照价值的。杨光磊女士随后就当代美国思想中的艺术批评做了主题发言，但不少曾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的批评家认为杨女士过多地宣讲该论坛的策划方案并不是十分适当，因为她曾任《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的中文秘书长。但我后来根据她的提示，在网站上阅读了该论坛所有学者的发言，还是有一定的收益。实际上一场主题发言如果能够促使听众有兴趣去做一些延展性的阅读，就已经实现它的价值。当然，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杨光磊女士介绍的美国批评家仅限于曾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的学者。何桂彦先生对杨光磊女士的讲演做了很好的拓展和补充，他扼要分析了数位美国艺术批评家的基本主张，这才使得美国艺术批评这个专题比较完整。

刘礼宾先生就中国当代青年批评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反思，是首次在年会上将青年批评作为问题提出来，引起与会批评家——尤其是青年批评家的强烈反响。青年批评家与年长批评家的沟通问题已经在最近几年显现出来，所以我在当天下午进行分组讨论的时候，建议第四届年会专门设置一个环节，让青年批评家与年长批评家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方式可以是讨论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比如我认为青年批评家与年长批评家的最大分歧就是历史观的不同，青年批评家多主张新历史主义，年长批评家则多主张历史主义，我建议可以就这两种历史观的理论问题组织专题讨论。

20号下午的分组讨论反映出本届年会在具体组织工作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批评家是在正式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才知道自己是分在哪一组，并且部分批评家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分到跟自己关系并不大的主题组里讨论。可能是组织者根据最近一年来各批评家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判断各批评家可能会对哪几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有研究。大会也的确在年会召开的前夕，向各批评家提供了分组讨论的资料《中国美术界理论问题综述》。这组资料由朱青生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编撰，把最近一年来国内的批评和理论问题分成十多个问题进行归纳综述，工作详尽细致，尽管有所疏漏，但不影响大局，只是多数批评家认为综述局限于复述的层面，建议能在此基础上稍作评价或理论上的深化。

总体而言，本届年会没有出现集中的学术讨论焦点，我个人认为2008年第二届年会的学术焦点相对清晰，会上自发出现了对语言暴力问题的争论，而且批评家之间的观点冲突比较剧烈。但今年的年会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倾向，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跟年会的发言方式有关。当然，大家都一致公认本届年会的轮值主席殷双喜先生和学术主持朱青生先生，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毕竟年会的各项工作都很繁重，而且整个年会还是保持了很强的学术性，只是在交流的有效性方面不尽人意，部分批评家直接认为本届年会的组织方式是失败的。但我理解殷双喜先生和朱青生先生的学术理想，以及对大会研讨方式的改革愿望，因为前两届年会已经屡屡传来改革的呼声，少数批评家以退出年会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僵化机制的反对。本届年会可谓临危受命，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尽管并不成功，但改革仍将继续下去。我唯一的期望是，年会吸引批评家来参加会议的原因，应该是批评家对思想、对批评的热爱。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本届年会上比较有价值的建议，是高岭先生和吴鸿先生提出的闭门研讨，谢绝任何媒体，减少年会的表演成分。我不知道年会是否有这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