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社会文化非常多元化，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文明在这个国家都存在着，而他被殖民的历史以及曾经在冷战中被支配的小国角色还有后来的全球化市场经济都在这个国家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自然而言地也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艺术创作思潮和实践。

早期的反殖民思想

印度尼西亚的现代艺术得到迅速发展，是从1945年印尼独立开始的。当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决心独立为一个新的国家时，他们希望拥有新的文化，而艺术也自然而然需要独立与创新。这种艺术不仅仅是起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印尼的现代艺术是印尼城市化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印尼的现代艺术创作与西方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印尼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17世纪，然而真正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发生在19世纪，也正是在此时一些印尼艺术家开始学习西方绘画。在19世纪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出身于本地贵族的艺术家Raden Saleh Bustaman被阿姆斯特丹殖民政府的官员送到了欧洲去学习绘画，才华横溢的Raden Saleh Bustaman的技术非常娴熟而且能够熟练地掌握西方绘画风格。他用22年时间游历了荷兰、德国、奥地利和法国，深入了解了欧洲的绘画风格，受到了像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和藉里可的影响，并且获得了荷兰国王威廉三世“King's Painter”的奖励。当他从欧洲返回印尼之后，成为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艺术家，很多住在Java的欧洲艺术家都对他非常尊重，许多重要的殖民地办公室装饰画或高级官员的收藏品都出自他的手笔。

印尼在现代艺术的基础建构和发展阶段所受到的广泛影响，不仅来自于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与西方世界的偶遇和碰撞，还来自于西方的殖民统治政策，还与当时具有敏锐的现代艺术嗅觉的先锋艺术家们的开拓建设密切相关。对西方艺术体制的模仿也开始出现，例如本地精英阶层为艺术提供资金赞助，以获得去西方受教育的权利等等。Raden Saleh在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是西方式绘画的标杆人物。在那时，印尼的艺术家开始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艺术形式。也发展了很多当代的本土艺术，这些艺术形式包括木雕、金属工艺、陶瓷、蜡染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受到了来自中国、印度、波斯传来的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文化影响，因此印尼国内的审美是相当复杂的，并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宗教仪式或者皇家仪式密切相关。Raden Saleh所带回来的绘画艺术仅仅在当地的社会精英阶层和殖民地官员当中流行，绘画在当时还被用于科学研究活动还有被用于美国东亚公司的视觉文献资料整理。其实在17世纪时，绘画已经被引进到印尼群岛，作为西方加强同本地贵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馈赠礼物。

Benedict Anderson在《Imagined Community》的著作中认为，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欧洲以外国家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人本主义，是“自然而然”地随着19世纪末的殖民历史转化而来的，而在当时的殖民机构正在改变殖民的管理方法，将以前所谓的去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朝圣”和旅游看做越来越稀松平常的事情，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改进，去往西方学习使用现代技术的可能性已经普及到印尼群岛的大众生活当中，这也成为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的强大推动力。在艺术家S. Sudjojono、 Affandi还有他们的同事身上，这样的特征尤其明显。民族觉醒意识也成为艺术家组织艺术团体的平台，这些艺术团体也参加了当时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印尼大众更多的能够接触到这些艺术家的政治声明，但是很少会听到他们关于艺术和美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此时的艺术家创作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技术的精湛和成熟，而是更加倾向于情绪的表达，有的时候这些作品的风格类似于梵高的后印象主义风格。这些组织当中的艺术家作品经常会被拿来用作宣传民族独立和政治主张的宣传品，创作也经常为当时的民族独立服务。

注：

Benedict Anderson全名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是美国Cornell大学全球研究学的学者，他1936年出生于昆明。他的代表作是《Imagined Community》;本书大部分资料来自于早年的历史研究，比较系统地解释分析了过去三个世纪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概况。

在苏加诺执政时期，苏加诺政府感到艺术创作只有严格地控制在政府之下，才不会对政府统治构成威胁。艺术被加上了政党意识形态附庸的标记，很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被压制甚至消亡。直到出现了真正正式的学院式美术教育，艺术家们才得以有组织的系统学习当时的艺术思潮，而此时的印尼艺术家学习的范围就不再局限于绘画、版画、雕塑等等，室内外设计等等课程也被引进到艺术院校的课程表中。在正规的艺术院校中，求知若渴的艺术家可以找到更多的自己想要的关于国际上的艺术发展的信息，尤其是哪些起源于西方的艺术。在这些学校里，学生们被鼓励去分析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他们学习如何去掌握材料与工序，学习如何去思考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学生们也被鼓励去进行开拓和试验，培养起批判态度。抽象造型风格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学生们创作的主流，甚至有些学生创造出了全新的抽象造型。

在西方人看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万隆的一所艺术教育院校的创建——学校由上世纪3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成立的，这所学校欧洲式的办学风格与当时在日惹的艺术院校有所不同。在日惹的学校里有很多印尼本地的艺术课程，学校里的老师也都是来自当地众多的艺术工作室。在刚成立的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中心迁到日惹之后，这些差异变得愈加明显，万隆作为一个殖民色彩浓厚的城市，在之后的革命中显得相对清闲，没有受到太多革命浪潮的影响。西方艺术在这座城市里相对容易地被接受和吸收。1954年，几位来自万隆的艺术家在雅加达举办了一个展览，参展的艺术家包括Ahmad Sadali, But Mochtar, A. D. Pirous, Mochtar Apin, and Kaboel Suadi。这个展览引起了印尼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强烈反应，其中反映最为激烈的是民族主义艺术家Trisno Soemardjo，他认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没有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艺术家也成为了西方实验室的实验品。

关于“国民身份”认同的争论在每一个被殖民国家的发展中都曾经被提出。这一辩论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Soedjojono在上世纪30年代批评Mooi的艺术作品，公开指责其屈膝于西方艺术形式。将东方和西方一分为二的思想趋向，在日本占领印尼期间表现的最为明显，日本占领者有意开办一些艺术学校，极力鼓动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发掘东方身份元素，但是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够控制民族主义者越来越高涨的反对浪潮。这样的对立情况在巴厘岛相对没有那么激烈，欧洲旅游者和当地艺术家的相互交流影响使巴厘岛艺术家的态度比较温和，。巴厘岛作为旅游城市受西方的影响较为强烈，民族革命的声音在这里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