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虹

李兴强(以下简称“李”)：中国当代艺术伴随经济发展一道而来，市场规则成为其运行的不二法门，有人把批评的失语状态归结于市场，有人把它归结于不健全的体制，而当代艺术批评在艺术领域的声音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候，批评却处于这样的状态是否很值得人们思考，请鲁老师就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鲁虹(以下简称“鲁”)：形成批评失语的原因很多，如学术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人情的因素、体制的因素等等。这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作更深入的分析，由于在一篇很短的采访里不可能把它谈得很全面、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批评家知识更新的问题。

我觉得，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背景的转换、艺术媒材的更新、创作方法的变异，很多作品在观念与形态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家倘若仍然以过去的知识与标准进行评价，就肯定会出现失语的情况。由此看来，如何根据新艺术自身的特征去探索与之相符的分析方法与标准，乃是当务之急。在多元化的时代，一个人因固守既往的知识与标准，完全可以不喜欢某一类艺术，但如果他真的要对某一类艺术展开批评，就得认真地对待他所谈及的对象，否则只会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李：鲁老师能具体地谈一谈吗？

鲁：当然可以，比如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其艺术背景——包括知识、经历等等与上一辈艺术家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与上一辈艺术家完全不同，即使面对同一问题，他们理解与表达的方法也很不一样。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上，就会与上一代艺术家在观念与手法上形成差异。此类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对此，我们不应大惊小怪、胡乱指责。我注意到，最近有批评家对借用卡通方式的创作进行了批评。如果仅仅是针对一些人迎合市场、跟风媚俗的行为，我完全支持。但如果全盘否认类似创作，我就不能苟同了。我认为，有些出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艺术家，偏爱借用卡通的方式与特定的成长背景有关，由于他们几乎是在看电视、广告、连环画的背景之下成长，所以在他们在创作时运用熟悉的资源无可非议。我坚持认为，是否借用卡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用卡通。其实“卡通”也不过是一个中性词而已，你可以用它来创作很好的艺术，也可以用它来创作不好的艺术——甚至是糟糕的艺术。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后者，就完全否认一切具有“卡通”倾向的艺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千万不要头发胡子一把抓。事实上，这些年的确有一些优秀的年青艺术家通过借鉴“卡通”的方式创作了很好的艺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这与迎合市场而借鉴“卡通”图像的做法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我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是多元的，有艺术家采用观念艺术的方式严肃地批判生活中的异化现象，这很好。而具有“卡通”倾向的艺术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对待生活中的现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强求一律很不好。

李：所以，要讨论新一代艺术家的新作品，就应该熟悉了解新一代艺术家，而这就涉及到了知识更新的问题，对吗？

鲁：是这样的。从根本上看，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实际上是艺术家进入现实的一种新角度、表达观念的一种新方式，由于其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创作模式，所以用以往的评论方式进行解读肯定要失语。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方面的例子，类似的创作现象还很多。比如对一些艺术家创作的行为、装置与影像作品，同样需要我们具有相应的知识。如果我们的批评家老是忙于各种事务，不进行知识更新，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艺术家与公众不反感才怪呢。最近有人批评我强调“图像转向”就是为大头画，为卡通画，为迎合市场的绘画摇旗呐喊。我从来没说过类似话，这表明说类似话的人并没认真看过我的相关文章，只是想当然地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这显然很失学者的风范。其实“图像转向”并不那么简单，说这话的人应该看一看相关图像理论与视觉文化研究的书籍再来进行讨论。

李：那么，请鲁老师就“图像转向”的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鲁：所谓“图像转向”的问题，最初是由西方哲学界提出来的。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古代与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图景关注的是事物本身；到了17世纪，西方哲学图景转而关注的是思想；时光推至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哲学图景已经关注的是言说思想的语言了，这就是著名的“语言学转向”。及至当下，西方哲学图景又出现了第三次转向，开始将关注目光投向了图像。这一点，人们完全可以在德里达、福柯与利奥塔等人的相关著作中看到。有意思的是，虽然以上思想家的观点各异，但都强调要以图像来解构语言中心与理性至上的地位，并把图像研究放在了远比话语研究重要的位置上。在他们看来，图像不但携带着相关的文字内容，也就是说，对应着特定的文本，还能表达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因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当代的大背景来看，“图像转向”问题的提出，无疑与视像技术与消费文化的飞跃发展有关。事实上，这两者在使图像倍增的同时，也使人们的生存经验与视觉经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我近年反复提及的“图像转向”也不过是一种借用而已，其主要内含是：由于当代艺术的图像方式不仅完全超越了既往艺术的图像方式，还携带着新的创作方法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与新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李：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何在？

鲁：从我的研究中，我理解到，涉及当代艺术的“图像转向”做法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大胆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一些艺术家常常直接将某些与社会文化问题相关的日常生活现象、现成品、行为与形态转换成了具体的图像方式。在艺术史上具有先例作用的有杜尚的《小便器》、沃霍尔的《布里洛合子》、博依斯的《橡树》。同类做法更多出现在了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与影像艺术中，甚至使架上艺术也深受影响，结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由于完全打破了经典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而且为了有效调动大众共有的生存经验与艺术经验，使他们更易于理解作品的意义，一些艺术家常常借用大众文化中的多种元素与手法去生产作品的意义，这使得挪用、混成与拼贴的艺术方式极为盛行。更有甚者，一些入世的、俗不可耐的图像符号还成了一些艺术家把握当下的“文化策略”。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这类做法显然受启示于美国的波普艺术。第三，由于新生的媒体能够更大限度地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经验与艺术经验，并提供了艺术家们进入现实或批判现实的新方式，因此，以崭新面貌出现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与影像艺术越来越多，大有取代架上艺术的架势。其图像方式不光别出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还使架上艺术出现了全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