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本次展览的中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上官哲，用时尚的眼光改装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制服。不难想象，身穿这一军装在不同国家的街道上行走，人们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问正在荷兰留学的儿子，如果在荷兰身穿这身军装会不会遇到麻烦?他回答说，那将如同身穿一件有日本膏药旗的服装在中国的大街上行走的结果一样。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文化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对价值的衡量和认可的角度不仅不同而且可能是相互对立的。从某种意思上说，视觉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各种复制的实际性质，完全可以和不停地制造出各种文化差异的作用等同起来。

从文化迁移看复制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的文化认同的冲突，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是：在当代设计作品中，基于个人的或公众的文化意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人们对不同地域的历史与传统进行解读的好奇心和愿望上。

《视觉文化导论》的作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把费尔南多·奥尔斯蒂(Fernando Ortiz)提出的跨文化理解为是一个三向的过程：“对一种新文化的某些方面的获取，某些相对旧的文化的丧失”，和“分解这些新旧文化的碎片，把它们粘合成一个完整程度不等的躯体。”(1)在我看来，这三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在当代视觉设计领域中粘贴，挪用和置换的复制行为的意义所在。以德国慕尼黑艺术学院的参展作品为例，由28人设计的28枚印章戒指揉合了如下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元素：物品，时尚饰品，艺术品，知识产权，伪造，仿造，权力，真实性和独特性，身份，证明……。28位作者通过不同的材料和概念对上述元素进行的糅合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

从“新旧文化的碎片”的意思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发现各种细节和从细节的角度进行文化解读的时代。细节意味着剥离。在剥离中去延伸或者突破原有的文化定义，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复制文化的意义所在。广义上的文化模式的异同比较正在被更为具体的和多重的解读所充实。展览“复制的力量”中的作品，向观者呈现了与上述看法相符合的视觉现实：同一个主题的碎片性的延伸。由此，我愿意与大家分享的看法是：复制中的文化身份特征的显现只能是——暂时的，当下的，时刻变动的——一个局部的完整。

我之所以把参与本次展览和讲座论坛的对象仅仅限制在学院的范围内，是因为复制中的模仿或创造这两个共存但性质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样与艺术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关于当代的艺术教育的议题上，我把复制看作是一个很有力度的交流与对话的切入点。通过一个国际范围的学院的交流来讨论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冲突，这是一件令我乐此不疲的事情。

我一生的职业几乎都是在大学里从事专业教学。我对自己身处的教育与教学环境一直存有的一个批评态度是，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的体制和方法中，个人的个体精神能够呈现的文化活力总是被以这样或那样的知识规则所取代。

从知识的单一规则到多种规则、进而从单一的形式到多种形式，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在中国的艺术学院看到的变化。但如果从复制的概念看，多样化的出现是来自对规则的仿效还是对规则的突破?有很多从事教育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和反思。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上说，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进行的思考或论证得出的看法是不同的。例如：美国人类文化学学者布鲁默女士(Carolyn M Bloomer)为本次展览撰写的论文，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学习从临摹开始。在她看来，这种(保持了上千年的)融合传统和创新的实践方式，是(有别于西方的模式)另一种文化模式中体现的发展的价值，而且是西方的文化模式一直强调的破旧立新的发展模式中所欠缺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的艺术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涉及到三个方面：

个人以哲学(而不是审美)的态度探索事物的本质；通过艺术批评(而不是正面欣赏)来认识历史与现实；重新审视、反思与解读(而不是一味遵循)知识规则。”坦率地说，我的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欧洲的当代艺术教育的一些理念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便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中国当代的教育需要在“个人的个体精神能够呈现的文化活力”上有所发展和改进。在我看来，这比知识规则，乃至比多种规则或形式的存在所显现的丰富更重要。

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在经历一个大规模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一阶段里，最常看到的倡导性口号是：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在艺术设计学院，“创意”一词更是成为教师和学生最普遍和最常用的一个词汇。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大学或学院的招生人数的剧增和教育机制迅速向产业化的倾斜，导致大学就像向加工厂，而上述的倡导几乎就像在做假广告一样，其经济效率和实用性才是办学的真正动力和目的。在新学校，新专业和新学科的建设框架中，复制更为迅速，普遍和无所顾虑。教育者通过复制建立教育机制，教师通过复制制定教学大纲，学生通过复制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板块链接中，复制的传统充分发挥了它的数量和迅捷的力量!

在我与欧洲的艺术学院的交流与合作的经历中，我看到了学生的个性意识和个性化的发展普遍受到教师的关注，在受到许多启示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种模式的存在。换句话说，复制中的模仿行为，或者说被知识规则化了行为其实也是存在的。

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教授奥图·昆斯利(Otto Kűnzli)先生在为本次展览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如今的教育是以效率、通用性以及可就业性为基础的。我可以说：这不是教育，而是培训或是一种就业前的准备。这种教育和文化不再有关联，甚至是一点都没有，只是完全的为了经济和收益。”读了他的这段话，我在想：这和我对中国的大学教育现状的感受是一样的，但德国和中国的教育现状是相似的吗?

我相信本次展览的作品，展览论坛的发言与讨论能使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同仁们一起分享各自的视野。在此，我向所有的参展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批评家和学者作出的贡献表示谢意!向所有为这次展览辛勤工作的同事和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

2010年4月19日

[1]《视觉文化导论》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