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爱谁，谜一般的人，说说看？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姐妹还是你的兄弟？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没有兄弟。
——是你的朋友吗？
——您这是用了个直到今天对我来说都意义不明的词汇。
——是你的祖国？
——我不知道它位于什么纬度。
——是美？
——我会欣然爱慕她，若是不朽的女神。
——是金子？
——我厌恶它就像您厌恶上帝。
——哎！那你爱什么啊，非同寻常的异乡人？
——我爱云……飘过的云……那边……那边……那些奇异的云！
——波德莱尔，《异乡人》

7 年前的今天，也是元宵节。我邀请住得不远的江大海、侯瀚如、黄永石冰夫妇、茹小凡夫妇来我巴黎的小屋吃饭。当用电饭煲煮出来的汤圆上桌时，小凡提议拍张照，留作纪念。后来再看那些微醺而真实的笑脸，发现原来那是异乡的表情。

那年年底，我完成了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毕业展。撤展那晚，我推着轱辘不听使唤的平板车在空无一人的教学大厅忙碌。轮子和大理石地板摩擦出阵阵揪心的噪音，在这栋 18 世纪的建筑里发出回响。猛地，我发现每天路过的教学主楼门柱上竟然是我在美院附中时期曾写生过的“哭娃”雕像，只不过它比我写生的那个石膏像版本整整瘦了一圈，而且眼里更多是无辜而不是惨烈；有什么东西在中庭的柱子上若隐若现？天，原来那些难以辨认的藤蔓图案竟是镏金的。真应该感谢时间的包糨，含蓄又婉转地隐藏了这些焦虑的洛可可装饰……如同恋人分手前对细枝末节的数落，5 年来这些建筑的细节怎么从未如此具体地进入我的视线。清理完最后一车垃圾，站在当年为保护从圆明园抢来的文物而添加的玻璃天顶下，我觉得自己仿佛一枚不知其主的战利品，刚预感节日的降临，就要启程，还没来得及体味内心的灰色地带，将它滋养成阳光下自己的一部分，就得在规定时间里以积极向上的姿态跟上时代所需的精神脉搏。那一刻，我知道巴黎已从一个能够双脚站立的地理位置转化为我心中的异乡。

为什么中国人都用“浪漫”来形容巴黎？退休后摇身成作家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疑惑地问我（其实浪漫倒是可以形容他的那些艳遇），我说那是异乡人的乡愁。一个城市也需要直面自己的忧伤，需要偶尔的逃匿。上海是个生活在异乡的城市，只是以前这个异乡在内心，现在它却在身外，简化为情调和精致的管理，行头和所谓生活方式。这是一座从来就不缺移民的城市，但为什么它的心理格局却在慢慢萎缩？也许只有上海自己才能突破这个自身的隘口，最原始的武器就是身体本身，它必须为一次体内的放逐做好裸奔的准备，不依赖任何工具和知识。

在春暖花开之季，我们的编辑和记者把目光投向那些在中国找到生活和创作乐趣的外籍文艺工作者（其实“在异乡”应该包括外国人、外地人和外星人），与他们一起长时间聊天，甚至临时生活。中国有句俗话：“树挪死，人挪活”，我觉得这本质上与“策略”无关，也不关“适应性”的事，而是养料的问题。忧伤就是养料，黑暗中那个自己的影子也是，还有那颗保持自由的内心。我们所需要准备的，就是为它们筑一座储蓄的异乡。

杂志好比一个个印刷在平面上的驿站，编辑是乘客中的一份子。他们不停地下车，上车，采风，问路，绕开“理论”和“观念”，直接与个人经验相遇，与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地奔向远方。

龚彦，《艺术世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