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忱︱采访
龚彦，艺术家、策展人、《艺术世界》杂志主编

有多少人愿意去承认并面对：艺术教育的问题不是一个能够在这个框架本身里解决的，它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根源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根源于艺术圈的现状，但是往往教育又必须成为解决社会未来方向的基础，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当老师和学生都在这个怪圈里团团转的时候，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向心力把思维越拧越紧，反倒是最好能有点离心力把大家甩到一个新的维度。作为一个有着国内外双重教育背景的艺术家、复旦视觉艺术学院零时艺术中心主任龚彦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教育困境，或许我们需要松一松脑筋，把注意力从硬性的技术指标中抽出来，更多地去刷新教育环境和氛围。

ArtWorld: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的艺术院校学习过，这两种环境对你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龚：我出国是因为觉得自己被“圈养”了，但相对高中已经是一种“解放”了。再和今天艺术院校的学生比较，却又开始怀念 90 年代的学习和交流气氛：不同年级、附中与本科的混合。艺术院校一定要“杂”，交流气氛要杂，生源要杂，作品要杂，读的书要“杂”，教师的知识结构也要杂。环境比具体技术更为重要。我曾就读的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实行的是工作室制。每个工作室均以老师的名字命名，全凭老师的个人魅力吸引学生。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相互选择。教学方式就是聊天、聊作品、看展览。可以说，从进校最初，便是同行关系，而不是以等级划分的教与被教的关系。学校开设很多有意思的理论课程，从哲学到声音到心理学到艺术史。理论和日常创作是整个教育的核心，而解剖、素描、摄影、雕塑、金工等均为可选修的“技术课程”，技师只管敬业地配合学生掌握牢靠的技术实现自己的创作。同时，巴黎美院还与全法国最好的建筑学院“共生”，建筑学院学生的临时作品时常成为公共空间出现。

巴黎美院高层的组合多年来一贯是专业与管理相结合，历届院长的经历几乎都是院长——蓬皮杜美术馆馆长——法国文化部长——国家文化机构高官——退休写作。仅从这根个人轨迹上就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态度的延续，也可想象其培养的学生与这个国家文化态度的默契程度。近年，巴黎美院正大力通过创造新的艺术理论寻求当代艺术的出路，希望能一扫法国当代艺术的萎靡，重振高卢当代文化。

ArtWorld:你所观察到的国内艺术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龚：问题大家其实都有目共睹，比如缺乏交流氛围。没有评论和交流气氛的学校，只能生产艺术模具和虚伪的从艺人员，或
者制造一堆自我陶醉的网络骂手。再比如作为教师的“崇高感”在减少，真正热爱教学的人很难觅。教师作为职业，它对艺术家的吸引力几乎等同于“面子”和“寒暑假”。比如它的“需求性”，网络的普及改变了年轻人获取知识的方法。就像难以要求游牧人群回到封闭空间，付费接受知识一样。课堂体验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体验并不是靠硬件设备来实现的，不是花里胡哨的所谓互动，而是回归最朴实的交流，接近于对日常“虚拟生活”和假想的一种证实和再创造。

ArtWorld:往届的会议是否能对复旦视觉学院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龚：会议对学校建校时期的意义很大，因为最初请来的都是投身教育事业几十年的人士，而且很多都有很好的艺术、文学和历史教育背景，海外的声音是一种很好的督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成为一种“策略”。

ArtWorld:在国际专家的咨询会议上，复旦视觉学院贡献出了怎样的经验？这个会议是一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还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

龚：目前更多是个交流平台。比如今年会议的同时，同济大学也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会议。其实这几年，国际咨询会议/国际联盟会议正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型产业，很多院校也以自己能跻身一些国际联盟而自豪，仿佛获得了一个国际形象筹码。

很多时候，如同教育本身正在背离教育，交流本身也正走向其本质的反面。我们所习惯的交流有很多同义词：抱怨、吹捧、打哈哈、辩证法……我们还常常因为一次交流的不够“对症下药”而愤愤于“浪费了时间”。相对于过于“观念”的中国当代艺术，我倒宁愿教育交流会议更多体现些“思维的乐趣”，回到交流的本身。

ArtWorld:零时艺术中心在复旦视觉的教学实践中扮演什么角色？你希望它成为一个知识生产平台，有自身怎样的独特性？

龚：它是个汇聚智慧的平台，聚焦不稳定媒体和城市研究。理想状态是凝聚学校不同学院和学科门类特色，一起在实践中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