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艺术家都是从上个世纪80末和90年代初开始艺术创作的，其中有些人还直接参与了当时的现代艺术运动。“从现代出发”意味着他们艺术创作的起点，以及与现代艺术的关系。“现代”无疑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是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这两者对他们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主要发生在90年代，这个过程至今没有结束，现代化的诉求则贯穿整个80年代。按照现代化的标准，80年代的中国，还只是初现现代化的端倪，无论整体的社会形态，还是现实的个人经验，都没有现代性的关系。对现代化的识别主要来自对发达的西方社会的认识和误读，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崇拜与追求。80年代中期爆发的现代艺术运动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西方现代艺术只是一个参照，其真正的动力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中西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在发达与落后、民主与专制、都市与乡村等方面的强烈落差与对比所激发的变革诉求，颇似一场没有现代性的现代性追求。然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起步时的条件，没有现代性条件的现代艺术追求。“从现代出发”的这批艺术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现代艺术创作，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不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视觉经验，而是某种现代艺术风格与形式的挪用，挪用的目的是自我的表现和人的解放。他们的主要风格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主流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流派，影响力逊于立体主义或未来主义，也正是后者被很多80年代的青年艺术家视为现代艺术的代表，争相模仿与追随。这种模仿缺乏现实性与真实性，因为它不是来自现代工业社会的视觉经验。“从现代出发”的艺术家以表现主义作为对现代的理解，体现为对艺术自由的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学院里面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是不允许的。对他们而言，表现主义并不在于风格，而在于对学院主义的反对。因此，像孟禄丁、张方白、王玉平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一种沉重的表现主义倾向，既对学院规则的反叛，也是对个人生存命运的反思。他们的“现代”反映了现代化诉求过程中精神的真实，也为90年代现代性转型作了准备。
80年代末，现代艺术运动划上了句号，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从80年代过来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现代化的滚滚浪潮席卷中国，中国社会似乎突然具备了现代性的特征，“从现代出发”也真正有了现代性的落脚点。艺术的主流也发生了变化，从80年代现代主义的焦虑中脱身出来的前卫艺术一步跳跃到政治波普，由武器的挪用转变为挪用的武器。现代与后现代并存，艺术与商业齐飞，前卫的精神逐渐消失，全球化与地域性的冲突日益明显，中国当代艺术呈现为多样化的拼图。“从现代出发”仍然坚守现代性的追求，但不再是学院的反叛，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经验，一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为他们的现代主义提供的生活经验和视觉经验。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仍是形式。他们的形式不是回到早期现代主义，而是从“现代”出发到“当代”，形成当代艺术的一道景观。刘刚的作品最为明显，从形式与材料的综合（类似于立体主义和达达的结合），体现了形式向媒介的转变，仍然是强调视觉的张力，并没有走向后现代。孟禄丁很早就放弃了他的表现主义，也进行了达达的实验，长时间徘徊在抽象与装置之间，新近作品似乎有重回形式的趋势，他的形式是一种空间的形式，与刘刚的平面不同，如何在空间关系中理解形式，如何通过物体搭建新的形式关系，似乎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王玉平坚持画布上的创造，最近有丰硕的成果。他的转变也始于90年代，沉重的表现主义转变为大众文化色彩，以后他就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王玉平的经验说明了当代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90年代那个特定的转型时期，他敏锐地抓住都市生活的视觉关系，全面革新了自己的色彩，奠定了当代艺术的色彩基础。当然王玉平关注的还不只是形式，他将当代社会的精神问题纳入他的创作，有时还走到了波普的边缘。同样从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起步的还有张方白，不同的是他始终坚持表现主义方向，而且仍然是采用深沉的颜色。他的变化体现在由形式的表现转向象征的表现，作品向超大规模发展，如同某些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一样，在某种具象的暗示下，充满精神的象征与隐喻。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比，陈曦似乎在为他们提供现实的背景，因为她一直就处在与当代生活的对应关系中。她的作品是表现与波普的结合，首先是表现主义的笔触和颜色描绘都市生活场景，然后逐渐转向图像化语言，深入景观社会的内部，用图像的语言直接描绘图像与人的关系。
现代主义的语言产生于现代主义的阶段，但不会随着现代主义的消失而消失。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于我们并不是产生于现代主义的现实，而是在非现代主义的条件下的现代主义诉求，现代主义的样式是借用的，是否适用，还是经过现实与历史的检验。很多借用在80年代以后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现实的支点，或者说现实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支点。“从现代出发”的幸运就在于，当他们从激情转变为思考的时候，现实已经提供了现代主义的条件，但这个现代主义也被两个条件规定着，一个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性，远不同于当年西方的早期现代主义；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所决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与重叠，既非纯粹的现代主义，也不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犹如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这些艺术家从现代出发后，正是实践了这两个条件。
